首當其衝地承受總統的憤怒總令凱瑟琳非常不安。有時她真想知道《郵報》是否能再挺過4年這樣的緊張狀態，4年與一個和他們徹底對立並決心傷害他們的政府共處的這種壓力。因此，凱瑟琳忍不住推測當這件事塵埃落定時，《郵報》究竟會陷入什麼樣的境地。但是在目前受困的狀態下，她認為最好的做法就是繼續調查下去，尋找確鑿證據，搞清楚細節，準確無誤地報道他們的發現。
正當孤立無援的壓力積累到頂點時，在大選即將舉行前夕，《郵報》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按照沃爾特·克朗凱特和戈登·曼寧的意思，後者是製片人及前《新聞周刊》編輯，決定在晚間新聞節目中播出兩條關於“水門事件”的長篇新聞。基本上，“水門事件”的報道還沒有上過電視。本來，對電視台而言，用插播片段的方式來報道“水門事件”並非易事——即使有拍攝照片的機會，數量也很少；另外，這是一個極其複雜、很難聽懂的報道，充滿不為公眾所知的人名；這個事件有多條不同線索，而且很難理清頭緒。此外，電視台和電台容易受到傷害，因為它們得依靠政府機構來發放經營執照。三家電視網都擁有當地的電台或電視台，它們的大部分盈利都來源於這些電視台，因此需要超常的勇氣來和政府較量。但是，在自己的節目中擁有最高權力的克朗凱特決定這樣做。在《新聞周刊》時就認識本的曼寧向本尋求幫助，來製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這期節目，後來本告訴他，他們沒有文件資料、沒有書麵證據，幫不上忙，他感到震驚且半信半疑。
第一段新聞在1972年10月27日星期五晚上播出，占去當晚22分鍾聯播新聞的14分鍾時間——比以往任何單條新聞所占據的時間都多——內容主要是援引《郵報》的話以及政府對《郵報》各項指控的各種不同回答。凱瑟琳當時充滿了喜悅和如釋重負，能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做自己的後盾，把這個事件連接起來，仔細地向全國觀眾解釋發生了什麼、已經證實了什麼和還未證實什麼。克朗凱特對他們大加讚揚，而作為節目背景的《郵報》和它很多大標題的靜止畫麵發揮了巨大作用。這個節目在大選前播出了11天。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第一段報道播出後，凱瑟琳在韋爾比幽穀和一大幫朋友過了一天，包括她的朋友帕姆·貝裏（那時已經是哈特韋爾夫人）、克萊·費爾克、迪克·霍爾布魯克，最有意思的是還有尼克鬆的商務部長彼得·彼得森和他當時的妻子薩莉，一個思想開放的民主黨人。薩莉表達觀點時非常直言不諱，因而那個周末發生了幾次尷尬場麵，尤其是當她斷然宣稱要投票給麥戈文時——這一點實際上已經為白宮所知。她還公開發表評論批評政府，一度說“尼克鬆沒有膽量”。在場的人都困窘得局促不安，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彼得並沒有替他的“老板”說話。並且在彼得正打著網球的時候，被叫去接一個白宮接線員打來的電話，那人是替霍爾德曼打的。在凱瑟琳家找到彼得無疑是政府後來開除他的一個決定因素。不過，亨利·基辛格看起來沒在政府內部吃苦頭，盡管他在“水門事件”期間繼續到凱瑟琳家做客——但是沒到《郵報》。
在《郵報》報道“水門事件”的整個過程中，彼得一直是凱瑟琳的朋友。事實上，是彼得告訴凱瑟琳，在《郵報》發表了10月底的那些報道之後，凱瑟琳的名字比以往更多地出現在了白宮幕僚會議上。聽到太多他們要“報複”的言論後，彼得有一天獨自來到凱瑟琳的辦公室對她說：“凱，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但確實有一幫非常憤怒的人認為你是在故意找他們的茬兒。我希望你現在遵照的是嚴格的新聞記者職業準則。如果你錯了，事情就嚴重了；他們會報複你的。”凱瑟琳完全明白彼得勇敢地來找自己的本意，並向他保證他說的話都聽進去了——他們現在確實很謹慎。
事實的確如此，他們一直竭盡全力地做到謹慎、負責，特別是在肩負起報道“水門事件”的重擔時。從一開始，編輯們就下定決心要帶著比以往更加一絲不苟的對公平性和細節的關注來進行這次報道。他們定下幾條規則，所有人都要照此執行。第一，匿名者提供的每一條消息都必須被至少一個另外的、不相幹的消息來源證實。尤其是在“水門事件”剛開始時，編輯們不得不大量依靠秘密的消息來源，但每一次他們都在發表之前複核每一段材料；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有三個或更多的消息來源證實同一種說法。第二，《郵報》不刊登被其他任何報紙、電視台、電台或其他大眾傳媒報道過的消息，除非這則消息被他們自己的記者獨立地證實和確認。第三，在交付印刷之前，每一篇報道都至少要由一名高級編輯審閱，並且在刊登前首席編輯要審查每一篇報道。任何一名記者都知道，這些是相當嚴峻的考驗。
《郵報》的“雙重來源”政策讓凱瑟琳得到些安慰。本進一步向凱瑟琳保證伍德沃德有一個秘密的消息來源，當他對某件事情不太確定時就會去找那個人——一個從未誤導過他們的消息來源。這是凱瑟琳第一次聽說“深喉”，甚至是在霍華德·西蒙斯根據當時流行的一部色情電影來如此稱呼這個人之前。凱瑟琳一直堅信有這樣一個人，並認為他一定是男性，而且既不是編造的，也不是一個混合體或一個團體。“深喉”的真實身份是本一直保守的唯一秘密，當然，鮑勃和卡爾也保守著此秘密。凱瑟琳亦從未要求他們把這個秘密透露給自己，隻有一次開玩笑地這樣說過，而凱瑟琳自始至終都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郵報》10月份的報道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的節目所產生的衝擊波繼續引發反響——在尼克鬆和他的政府身上，也在《郵報》身上。大量證據表明，一場旨在動搖公眾對《郵報》和其他任何被認為對政府懷有敵意的新聞媒體的信心的運動正愈演愈烈。在最好的情況下，調查這樣一個由犯罪、金錢和禍根交織在一起的錯綜複雜的網都是相當困難的，而在總統和他的政府進行公開威脅和百般騷擾的情況下，這件事變得更加困難了。《星報》的一名記者援引查克·寇爾森的話說：“等到大選一結束，我們就真要騰出精力對付《郵報》了……而這隻是剛剛開始。接下來，我們真要拿出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了。他們將在L大街上祈求自己要是從未聽說過‘水門事件’該多好。”
凱瑟琳特別厭惡那些把整個爭端個人化的報道，意指某種個人恩怨惡化了《郵報》和政府的關係。凱瑟琳之前已經聽過有關自己對尼克鬆看法的一些流言飛語，參議員多爾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這種流言，他編造了一項指責，添油加醋，到處宣揚，說凱瑟琳曾經告訴一個朋友她恨尼克鬆。多爾進一步說這就是為什麼《郵報》一直在發表“水門事件”的負麵報道。說他們是故意惹惱尼克鬆，還有對他和共和黨人無故懷恨在心，這樣的假設和印象讓凱瑟琳憤恨。很多人誤解了《郵報》所扮演的角色，認為《郵報》從“打擊總統及共和黨人”或從“榨幹最後一滴血”中得到某種樂趣，類似這樣的話凱瑟琳聽過不止一次。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他們的目的或意圖，他們從中沒有得到任何樂趣。正如凱瑟琳給某人寫信所說：“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政府，不必報道我們現在所報道的這類事情將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啊。”在大選的前一天凱瑟琳寫信給約翰·埃利希曼說：“不久前你悄悄地給我捎來一條消息，對此我衷心地表示感謝。下麵是我想傳遞給你的消息。”
“在過去幾周四處流傳的各種指責中，有很多都對《郵報》發表現在這些報道的目的存在普遍誤解，這類指責一直讓我感到不安。但是它們哪一個都不如參議員多爾發表的指控更讓我心煩意亂……他指控說，《郵報》在某些實質問題上持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而我之所以這樣做是源自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我‘恨’總統。”
這個“傳聞”有這麼多錯誤的地方，讓人不知該從哪裏下手糾正它們。但我首先聲明，我根本無法想象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段情節或曾經表達過這樣幼稚、愚蠢的觀點——因為它不是我的觀點。
此外我還想讓你明白，謠言不止這一條。還有一種說法稱，由於某種原因，編輯在公共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以及對新聞事件所作出的決定都是建立在發行人的個人看法和個人喜好基礎上的。這不是真的。
《郵報》上刊登的內容不是我個人看法的反映。同樣，我還要說，我一直對這家報紙過去幾個月來的表現感到由衷的自豪不是因為我覺得它滿足了我個人的突發奇想。這種自豪源於我的信念，即我相信這些編輯、記者達到了新聞工作的責任和義務的最高標準。
我知道在這一點上我們存在分歧。我今天給你寫這封信，是因為我認為我們之間在這些方麵存在的尖銳而坦率的分歧已經夠多的了，不需要再多加一層有害的、毫無建設性的個人仇恨，作為當事人的我沒有懷揣這種仇恨，也不希望看到它由於錯誤的引用而永遠存在下去！我寫給埃利希曼的是我的真心話。我隱約記得有一次我對斯圖·阿斯洛普說過，我是怎樣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明顯對尼克鬆越來越表示懷疑，但我個人對作為政治家的尼克鬆卻絲毫沒有這種感覺，我也無法想象自己說過任何類似多爾演講中引用的那樣的話，更談不上我對總統的看法會左右《郵報》的編輯和記者們。
盡管社論版編輯及其副手和撰稿人確實不同意喬治·麥戈文的觀點及政策，但奉行不支持政策的《郵報》社論版含糊其辭，好像在偏袒麥戈文——一部分原因是它太不讚同尼克鬆了。
但是尼克鬆總統獲得了61%的投票，並在50個州中的49個州獲勝，毫無懸念地以壓倒性勝利再次當選——這證明了“水門事件”的影響力是多麼微乎其微，還證明了白宮內部及其他地方與總統有關的那些怒氣衝衝、懷恨在心的人是多麼有權有勢。事實是，尼克鬆並沒有安心於到手的勝利，投身於團結整個國家的工作，而是立刻展開報複，並鞏固自己的權勢。他在召開慶功宴時發表了一個演講，數次提到《郵報》。他要求他那屆政府的所有高層官員全部辭職，然後著手替換任何可能暗地裏不同意他觀點的人，甚至包括那些“表現良好的共和黨人”。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是彼得·彼得森，他在大選後不久就被禮貌地解雇了。《華爾街日報》當時刊登了一篇文章，公開推測了一直縈繞在所有人腦海裏的這件事，即彼得森可能是被白宮核心集團捅了一刀。該文章引用某位白宮幕僚的話說：“你怎麼能相信一個和凱·格雷厄姆共進晚餐的家夥？”湯姆和瓊·布雷登為彼得舉行了一個歡送會，《郵報》的薩莉·奎因對此進行了報道。歡送會上，已經受夠了政府對待自己的方式的彼得，發表了一個非常無禮的祝酒答謝辭。他講述自己被叫去“戴維營”，然後在一項忠誠度測試中被反複問及有關他的可疑朋友的問題。
大選剛結束，隨著《郵報》和總統之間極不愉快的氣氛達到頂點，“水門事件”的報道擱淺了。他們毫無新內容可報道的事實助長了一種看法，即整個報道從一開始就是出於政治私利——是《郵報》為了影響大選而對總統進行的一次毫無根據的、懷有偏見的攻擊。
那年秋天，大選過後，凱瑟琳開始發表更多的演講來捍衛整個新聞界，特別是捍衛《郵報》，部分原因是為了回應這場正逐步升級、以玷汙《郵報》名聲為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幾次大型演講中，有一次是向舊金山聯邦俱樂部發表的，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團體。梅格率隊抓緊撰寫演講稿，主題是強烈捍衛新聞自由。凱瑟琳對演講之後的提問環節有點恐慌，擔心自己會被反複問到“水門事件”的細枝末節，擔心自己會不知道參與其中的所有人物或與其相關的各個事件。梅格給了她一份這些複雜事件的大事年表，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整理的，凱瑟琳把它帶在身邊準備在飛機上仔細閱讀，起飛後她開始瀏覽這份文件，但很快就睡著了。著陸的時候凱瑟琳醒了，這時一個從她身旁通道路過的男士彎下腰來說：“你好，格雷厄姆夫人，需要我幫你拿行李嗎？”凱瑟琳抬起頭，與參議員多爾四目相對，立刻被嚇呆了，擔心他已經看到自己在研究民主黨準備的文件，因為這時距離他指責《郵報》報道“水門事件”還沒過去多久。但是，他要麼是沒看到，要麼是出於禮貌，反正他非常友好，幫凱瑟琳下了飛機，還幫忙拿了行李。他們愉快地交談著，後來凱瑟琳終於鼓足勇氣開口：“順便說一句，參議員，我沒說過我恨尼克鬆。”“哦，你知道，”參議員漫不經心地回答說，“競選活動期間，他們總是會把這些東西放到你手上，而你隻能照著念。”他的反應使凱瑟琳大吃一驚——他是如此輕易地摒棄了某些一直對《郵報》所有人，尤其是凱瑟琳本人產生重大影響的東西。
與此同時，政府給予《華盛頓星報》一次獨家采訪的機會，一場針對《郵報》的行動開始了——確切地說，就像一位匿名的白宮助理告訴《時代周刊》的那樣，“要排擠《郵報》”。據《時代周刊》報道，他們的想法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給《郵報》造成損失？”《郵報》打去的電話將無人接聽，他們在任何方麵都不會按照職業標準被對待；政府成員不會來參加編輯午餐會，當然也不會到凱瑟琳家吃晚餐。一個極荒唐、小心眼、特古怪的報複行為發生了——政府拒絕讓《郵報》裏深受尊敬和愛戴的資深社會新聞記者、年屆68歲的多蘿西·麥卡德爾報道各種聚會，還讓她獨自坐在記者室裏空等，禁止她參加一次又一次社交活動。這個策略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多蘿西很快在華盛頓的新聞團體中變成女英雄式的人物。事實上，《星報》勇敢地刊登了一篇社論支持《郵報》並反對這個禁令，宣稱如果《郵報》不能報道這些聚會，《星報》也不想得到任何偏袒：他們的社會新聞記者伊莎貝爾·謝爾頓將和多蘿西一起坐在記者室，隻要是多蘿西不能參加的活動她就拒絕參加。凱瑟琳寫信給紐博爾德·諾伊斯，感謝他發表了“我從競爭的角度能夠想象到的最友善、最心胸寬廣的聲明……”此外，凱瑟琳在信中還說有一點“是至關重要的……考慮到當前所發生的一切，我們應該通過此事讓那些當權者們知道，我們在乎我們所從事職業的道德標準，而且會團結在一起。他們企圖分裂和打敗我們的態度……似乎非常堅定”。
尼克鬆總統確實正在做些有點令人厭惡的事情當做“回報”。暗中破壞新聞界的可信度開始成為一項有預謀的政策，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名義。此外，盡管沒有太多的確鑿證據，《郵報》非常清楚自己就是尼克鬆及其政府的報複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