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雖然羅家倫、傅斯年的柏林留學生活，在楊步偉女士的《雜憶趙家》中成為了一種紅塵舊事，可是，當年，他們真實的留學生活卻是貧寒到令人心酸的。
羅家倫在柏林時曾經遇上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情。那是1923年冬，竊賊光顧了羅家倫的寢室，把羅家倫的隨身衣物一掃而空。羅家倫當時淪落到了“裸體歸天”的悲慘境地。可是，那促狹的傅胖子卻仍然用三分調侃的語氣勸慰羅家倫：“昨晤姬公，聞真人道心時有不周，衣冠而往，裸體而歸，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奪之幹淨也。”“此事如在小生當死矣。失色猶可，盡失色則不提色。失書則從此不念書。若失去衣冠，將何以為中國之人，而度此嚴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當年精衛投海，亦但為失竊耳。今寫此信，是告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時如無解決之術，則請拿去。雖大，容或可對付一時。帽子，我也有一個，但恐太小耳。”好在傅斯年為急難中的弟兄奉獻了一件半舊的上衣外套、一個小號的帽子，不管傅斯年如何取笑，羅家倫我自從容。
當時，所有在柏林的中國留學生都窮到了出世涅槃的境地。羅家倫本來是學業資助人穆藕初破產，失去了國內經濟來源，方跑到美元大幅升值的柏林來規避風險的。他哪裏曉得在最初的陽光燦爛之後，接下來，竟然會是那樣久長的風刀霜劍。
好在羅家倫的運氣，從來都是“吉人自有天相”的。
其時，恰值羅家倫的恩師、老校長蔡元培再次辭去了北大校長的位子，攜繼娶的妻子周峻，以及長女威廉、三子柏齡等一幹人，第五次遊學到了歐洲。羅家倫向蔡元培大吐苦經。蔡元培絕對不能坐視不理，於是便向自己的摯友、此番自己歐洲遊曆的實際讚助人——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監理張元濟先生去信詢問：能否伸出手來，再拉自己的得意弟子羅家倫君一把？蔡元培老先生的麵子無人肯駁。如此，張元濟便很大方地給羅家倫寄去了1500國幣。這件事被窮極潦倒的傅斯年等留學生偵知，大家便像吸血的螞蟥般朝著羅家倫一擁而上。所以，這一大筆款子，確實幫助羅家倫、傅斯年等後來國家的棟梁之才，渡過了留學柏林時那一段最困苦的歲月。
其實，張元濟對於羅家倫的經濟幫助，並不是僅此一次、下不為例。
1926年底，羅家倫已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執教，南昌老家中因事急需一筆現款。羅家倫再次向張元濟求援。張元濟二話不說，即按羅家倫之要求，將500元現金分寄南京、南昌二地。
羅家倫於初次借款的十年後，經濟上方大有起色。於是，羅家倫便於1935年11月，給張元濟寄還了1000元，張元濟很生氣：“朋友通財，萬不能認為債項。”羅家倫則十分固執：老先生不收下，即陷晚輩於不義。張元濟的收款屬於義不容辭。1936年6月，借為張元濟預祝70大壽，羅家倫寄去祝壽金1000元。1937年2月，羅家倫再次寄去還款1000元。張元濟的兩次借款，與羅家倫的三次借款，實際上反映出了民國年間的、一種清真的書生本色。
張元濟先生早期參加過前清光緒帝的維新運動，因此，自稱為“戊戌黨錮孑遺”，他的思想傾向於溫和的改良派。羅家倫為五四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精英，後來加入了國民黨，纏身於一些無聊的政治活動，可是他的本質始終是書生意氣的。羅家倫小張元濟30歲，他們的政治傾向不盡相同，因此這兩人的忘年之交著實令人羨慕。
1948年8月，國家處於一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即將到來的前夜。張元濟寫信給羅家倫，對於窳敗的國民黨政府信心俱失：“國內事無可言。財政敗壞，一至於此。翁先生束手無策，王雲翁亦踵決肘見。昨晤一友，去年九月赴美，近甫歸國，雲去時美幣一枚值我國幣四萬，今逾千萬矣。試閉目凝思，再過十月，不知是何景象。吾輩豈真將見亡國之慘乎？”而羅家倫身為國民黨黨員，人仍在江湖中，必須強迫自己對於國民黨的未來抱有希望。後來，羅家倫選擇了去台灣。留在大陸的張元濟則興奮地詠哦“及身已見太平來”。羅家倫永遠不可能成為張元濟老先生所期望的，“純粹”的文人。
當年，羅家倫第一次向張元濟尋求經濟援助時，在一時衝動之下，與愛人張維楨斷去了聯係，跑去跟張幼儀表白又感情受挫，其時，羅家倫的人生色彩可謂一片灰白。
說起來，蔡元培新婚的妻子周峻，以及當時陪蔡元培來到法國的長女蔡威廉，俱是民國名揚於一時的才情女子。據說，蔡威廉曾經惹動羅家倫的英雄柔腸，羅家倫便跑去向恩師蔡元培請示：可否將自己升級為東床嬌婿？蔡元培答應替羅家倫去試探蔡威廉的口風。蔡威廉則表示，羅家倫固然有相當敏捷的頭腦，可是他不是自己喜歡的類型，她理想中的愛侶應該是傾向於浪漫的藝術氣質的。對於兒女婚姻大事，蔡元培先生的作風相當民主，女兒蔡威廉和羅家倫擦不起愛情的火花，做父親的蔡元培也不能勉強。可是後來，這件事情在當時的北大校園中傳開了，便有人編撰了一份蔡先生給羅家倫的婉拒信：“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求未免過分。”蔡威廉久已有閨中女子的一份嫣紅，且在本次遊學歐洲時，終於與留法學生林文錚萌動了愛情的幼苗。不過，這件事情，卻頗令蔡元培為羅家倫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之情境而覺得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