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和蔡楚生的感情，是在《新女性》的拍攝過程中升溫的。他們相遇而產生的感情，不是激情迸發式的，而是療傷式的，是帶著苦痛的過去，卻忽然找到了一線清泉。他們都處在事業的巔峰，但身處靜悄悄的片場，輕言細語中，他們又有點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惺惺相惜。他們的相戀安靜、溫暖，伴著眼淚和訴說。此時的阮玲玉，是一片冰河，蔡楚生便是冰層下的一股暖流。她覺得自己又有救了。可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蔡楚生已有妻室。更何況，阮玲玉生命中的暴風驟雨很快就到來了。
1935年是阮玲玉的流年。年初，張達民和唐季珊的官司讓她陷入無可阻止的“醜聞”中，而《新女性》因為新聞記者一角而產生的上映波折，也讓阮玲玉深感絕望。小報記者向她圍攻，借著她打官司的風頭，狠挖她的私人生活史。阮玲玉跟黎民偉等人說：“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我無罪，不過報上登得太難聽了。”她還說：“還有馬路上賣報的小孩，嘴裏亂喊著看什麼什麼，更叫我聽了難堪。”據說，阮玲玉曾經向蔡楚生發出過求救信號。但蔡楚生的回答是，沉默。他或許有他的難處：妻室不能不管，而且，未來還要拍電影，不能因為卷入醜聞，而自毀前程……那時候的蔡楚生，沒辦法勇敢。她敢於突破現實，尋找愛的港灣，他卻不敢與整個社會規則作對。如果早遇上幾年，他或許敢於擁抱她，接受這份情感。可人生沒有如果。
1935年，阮玲玉也遭遇了事業的尷尬。她似乎走到了一個瓶頸。1930年，胡蝶便在明星公司的《歌女紅牡丹》裏牛刀小試，發出聲音，拍了一部有聲片。因為影院院線係統設備來不及更新，默片在國內還有一定的市場，可是到了1935年，這一“延遲”終於快走到了盡頭。有聲片以一種剽悍的姿態，擠走了無聲片的位置。作為默片女王，阮玲玉麵臨著事業的新考驗——她必須發聲。在好萊塢，默片女王嘉寶那略帶瑞典口音的英語發聲，讓世界為之瘋狂，但阮玲玉卻沒有那麼幸運。她的聲音過細，而且廣東籍的她，國語也不是那麼標準。她開始苦練國語，期待轉型。相比之下，胡蝶就幸運得多，從無聲到有聲，對她來說，不過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她正常的聲線、標準的國語，都讓她的轉型顯得那麼輕鬆自然。阮玲玉壓力更大了。
阮玲玉等不到愛，看不見未來，心灰意冷，外麵官司又打得滿城風雨。1935年3月7日晚，黎民偉設宴請客，阮玲玉早早到席，全程談笑，仿佛心事全無，散席之後，她還吻了女主人和黎鏗、黎錫，八小時後，阮玲玉服安眠藥自殺……1935年3月8日，婦女節，下午6點38分，阮玲玉與世長辭。在她身後，是一個無聲、輝煌又漸漸遠去的默片時代。阮玲玉是默片時代的一朵花，無聲地開，又無聲地敗。而阮玲玉的電影，一頭一尾，像兩個巨大的影子，隱喻著她的人生。阮玲玉的第一部片子是《掛名夫妻》，她和張達民、唐季珊，都曾是掛名的夫妻；她的最後一部片子《新女性》，以女演員艾霞的自殺為原型，演完此片，阮玲玉竟也走向自殺的結局。阮玲玉背著“掛名夫妻”的十字架，終於沒有走進“新女性”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