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主席在延安和楊家嶺農民親切談話。
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1939年寫的《堅持華北抗戰兩年中之八路軍》一文指出，抗戰兩年來，僅八路軍各部主力在華北抗戰中陣亡將士計有1.5萬餘人，負傷4萬餘人。在這一傷亡總數中有50%以上是共產黨員。左權用這些數字，回應國民黨方麵某些人誣蔑八路軍“遊而不擊”。然而時至今日，許多人對於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敵後遊擊戰對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意義仍然存在著疑問。
即便是進入中國人民抗日曆史博物館，感性認識也容易帶來類似的疑問：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在正麵與日軍進行了22次規模宏大的浴血奮戰，殺傷了日軍數十萬有生力量，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國民黨數百名將領在這些會戰中光榮捐軀，在中國各大抗戰博物館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名字。那麼相對於國民黨軍正麵抗戰22次大規模會戰，毛澤東領導的敵後遊擊戰對於抗日戰爭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僅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會戰（百團大戰）的共產黨八路軍和遊擊隊到底對抗日戰爭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1945年4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說：“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華南抗日縱隊缺1943年以前的數字）總計對敵大小戰鬥11.5萬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軍計96萬餘名，俘虜敵偽軍計28萬餘名，爭取投誠反正敵偽軍計10萬餘名，敵偽總共損失計136萬餘名。”此時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創建了遍於華北、華中、華南19個省地區的解放區，解放人口共計9550萬。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全軍總數已經達到97萬正規軍，民兵220萬人以上。
記者在山西革命根據地采訪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軍抗戰曆史容易被忽略的現實：由於戰鬥無處不在，無人不是戰鬥員，你很難找到驚心動魄的故事，也甚少發現一個規模宏大的戰史。根據地軍民的生活就是戰鬥，戰鬥就是生活。它無處不在，又難以觸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軍觀察組分兩批抵達延安，對八路軍敵後戰場進行了考察訪問。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於1944年8月6日、8日、9日在延安，向美軍觀察組作了《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的談話，介紹八路軍通過軍民結合，破壞敵人的“囚籠政策”，發動“交通戰爭”所取得的成就：
“總計抗戰第3周年，八路軍在華北共破壞鐵路2660公裏，公路8200公裏，毀電杆42220根，收電線109246公斤。抗戰第4周年，計破壞鐵路1082公裏，公路5242公裏，毀電杆234501根，收電線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壞鐵路3公裏，公路15公裏，橋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毀1個火車站，9天炸毀1個火車頭，每天炸毀敵人1輛汽車，每天毀電杆642根，收電線926公斤。僅抗戰第4周年破壞鐵路的長度，就相當於一條平綏路，或一條半同蒲路，三條膠冀路……”
所有這些戰果，絕不是、也不可能僅僅通過部隊在幾次大規模的會戰中取得。積小勝為大勝，由量變引起質變，這正是毛澤東對於遊擊戰精髓的領悟。頻繁的襲擊讓日軍永不愈合的傷口持續失血：每天各地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勝利，讓越來越多被日軍視為豬狗的中國人成為日益堅強的抵抗者；每個擊斃十幾名、幾名，甚至是一名日軍的難以記錄的小的戰鬥，卻由於其無處不在、頻繁的發生，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造成上百萬日偽軍的傷亡。如此一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事實上竟然抗擊了侵華日軍的64%，偽軍的95%，而後者的數量先後曾高達百萬之多。
日軍戰史充分顯示出日軍在抗戰相持階段的華北戰場對於八路軍這個主要對手的重視。1943年6月，日本華北派遣軍總部公布：“從今年1月到5月與共產軍交戰次數為5524次之多，其兵力達567424人之眾。”同樣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在當年的綜合戰果報道中指出：“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1.5萬次中，和中共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200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19.9萬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7.5萬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例則隻占一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後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隻有對於偽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滅絕性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後的重要使命。”
當年拿破侖沒有在與庫圖佐夫的會戰中贏得俄羅斯。他最終敗在俄羅斯人民的戰爭意誌麵前。左權由此評價，“如果我們離開了黨和毛澤東同誌的政策，如果我們離開了人民群眾，則在強大的敵人麵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們就不但不能壓碎敵人，並且早就被敵人壓碎了”。毛澤東用一句簡練的語言揭示了中國人將贏得勝利的條件：“兵民乃勝利之本。”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戰爭已經處於相持階段。日軍參謀總長在當天上奏改編預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團時，日本天皇裕仁曾擔心地詢問：拿破侖入侵莫斯科敗於消耗戰和遊擊戰曾有先例。日軍不會在中國陷於困境嗎？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自抗戰相持階段開始，全民抗戰已經讓日軍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日軍已經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戰鬥在大江南北。
1938年8月4日淩晨2時50分，山西同蒲路日軍駐守的榆林車站突然被八路軍約1000人包圍。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纂的《中國事變大陸建設手記》詳細地記載了八路軍此次突然襲擊的細節：“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發現敵情時，敵已積聚在車站房舍四周約50米處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敵人襲擊，立即開槍報警。車站房舍四周壘有沙袋，全體人員準備憑此依托應戰時，此時敵軍迫擊炮、機槍及步槍早已對準車站房舍一起猛烈射擊，發出可怕的呼嘯聲。”
4時50分，另一個車站準備完畢的日軍救援列車剛出發沒多久，機車也突然全部出軌。日本方麵記載，出軌列車周圍的伏兵“從右、前、左三個方向，一齊用迫擊炮、機槍、步槍猛烈射擊，轟炸機車，轉瞬之間機車成了蜂窩，玻璃窗碎片飛向四麵八方”。“八路軍的迫擊炮彈打穿了煤水車鐵板，發出可怕的響聲”。火車上的日軍被迫依靠鐵路兩側的土堤倉促應戰，等待另一批日軍的救援。“敵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驚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衝到5—6米的地方，雙方麵對麵地展開白刃格鬥，手榴彈的彈片橫飛，淒慘景象簡直成了凶神的戰場”。
這是百團大戰期間八路軍主動發動的成千上萬次破襲戰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壞了鐵路設施並殺傷了大量日軍後，八路軍的部隊迅速撤退得無影無蹤。雖然日軍宣稱最終守住了車站並救出了被伏擊的部隊，但對於日軍來說，受到嚴密封鎖防衛的同蒲路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襲擊，是“近來少有的大事件”。
敵後遊擊戰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意義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蔣介石親筆信中寫道：“堅信板蔣（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會談必將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戰後日本官方戰史《大本營陸軍部》記載：近來，我陸海航空部隊猛烈轟炸重慶，迫使重慶方麵和平氣勢高漲，隻有中國共產黨軍堅持反對議和。一向謀求保存和擴大自己實力的中共軍，竟於1940年8月20日夜，在華北斷然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大反攻。日軍《華北方麵軍作戰記錄》寫道：“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複。”
日軍從未想到八路軍的力量從1937年8月渡過黃河後僅僅一年的時間，就能達到如此程度。日軍《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了日軍獨立混成第8旅團泉可畏翁參謀的回憶：“遭受共軍‘百團攻勢’的日軍，從各地的兵團指導各軍、方麵軍，均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日軍認識到，在國民黨軍隊失去了在華北的存在後，“共產軍（八路軍）顯然成為擾亂華北治安的主要敵人”。
八路軍向前線挺進。
1938年8月正是武漢會戰最激烈的時期。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正期待以一場決定性的會戰消滅中國軍隊主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以來，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國民政府正規部隊在華北的抵抗全麵完結。國民黨晉綏軍並非沒有進行大規模抵抗，但與此前的淞滬會戰和徐州會戰一樣，國民黨正麵戰場消耗性戰法的失敗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戰中的忻口之戰為例，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著的《抗日戰爭正麵戰場》記載，國民黨晉綏軍10餘萬人在忻口以北寬大正麵一線布防，日軍實施中央突破，對我陣地狂轟濫炸。10月18日一天，敵人的炮火摧垮了國民黨軍11個步兵團的建製。經過20餘日激戰，我軍陣地中央守軍“戰鬥員傷亡2/3以上”，“日耗兩團以下”。
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大規模地被損耗，八路軍如何能在敵後生存並短時間迅速發展壯大？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姚有誌少將指出，國民黨政府主張的持久消耗戰略具有明顯缺陷，這主要表現為戰略指導上的拚死防禦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性，沒有認識到人民群眾中蘊藏著的巨大力量。這個戰略直接導致國民黨軍隊在正麵戰場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慘重代價後，往往卻是喪師失地。
對1937年日軍以西進和由華北南下之主力合擊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毛澤東曾向國民黨當局提出采取“攻勢防禦”的建議，把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占，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