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我的照片寫作
一九七三年春天，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給我獻上了生日禮物——《桅頂》第一卷。我很高興地收下了。
他愛唱《瀏陽河》的歌。我也愛唱這首歌。
有一次我哼著這首歌，推開他的西廂房的門，我正聽見他大聲唱著這首歌。我們倆的歌聲竟彙成了一起，一高一低，一起一伏。
我倒沒當一回事，他卻發揮起他的想象力，他說：你知道嗎，這首歌唱的是瀏陽河，也唱的是咱們倆。我納悶，說：唱我們什麼了？
他說，瀏陽河，正是“劉楊合”，劉紹棠與楊廣芹如兩條河流一樣必將彙合在一起。
然後他又說，我在運河灘上放牛的時候，發現經常有一些合抱一起的楊樹與柳樹，我們就是運河邊上合在一起的樹，彼此不能分開。他說，有時我一個人在河灘上放牛，感到孤獨，就看一眼合抱樹，當做精神上的安慰。
運河灘上的這種合抱樹，確實有很多。運河灘上有很多天生的樹林子，大都長一些柳樹。老話說，楊柳不分家。一片林子沒有楊樹，柳樹就不能成材，隻能長成矮小的柳條子，隻能編柳條筐用，隻有間種著楊樹，柳樹才能成材。我們運河岸上栽種柳樹，都是間種楊樹。柳樹也叫楊柳木，說是楊樹拽著它長成的。老話都說，要想成長，隻能是楊柳不分家。
春天時，我們村的男勞動力全集中起來，學大寨，搞突擊，修儒小溝渠道。這是儒林村通向小辛莊的工程，簡稱儒小溝，這條渠道當然通水，就是現在運河人家度假村的地方。當時他在工地上，中午，沒人送飯，我給父親弟弟送飯，別的勞力都在吃自家送來的飯，隻有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我向他一招手，叫他一起來吃飯。他也就過來一起吃了，吃完了歇息，他就指著身後的楊柳樹說，我們就像這樣的楊柳樹，是不能分開的。
我怕他繼續說下去，說得激動起來，嗓門大起來，讓別人聽見了，就說，吃飽了就多幹活，別磨蹭嘴皮了。我挑著籃筐就回家了。
每年春天，生產隊裏的活比較多。記得那年也是在五十畝河灣，五十畝河灣就在運河邊上，也是運河水衝刷出來的，後來在平地外圍了一道壩，種上稻子玉米，算是運河上的好地。我們在五十畝河灣幹活，鋤草，刨地，劉紹棠就在運河岸邊的樹林子裏放牛，他知道我們幹活的位置，跟著不遠不近地在林子裏走。他說，他隻要在岸上能看到我心就安定了。我卻老跟他開玩笑說他在邊上監視我。這可是真的，每次我們生產隊裏的姑娘小夥子一起大聲說笑，打打鬧鬧，他肯定會很注意地看我，如果有人和我一起打鬧，到我們見麵的時候，他就會諷刺挖苦我，並批評我。所以我在田裏幹活盡量不去搭理別人，可是別人還是要搭理我呀，畢竟我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小青年，正是愛笑愛鬧的年紀。別人拽我的長辮子，盡量不發出叫聲，我很緊張地躲，一邊不由自主地往運河岸樹林裏看。別人也能看出名堂來，開玩笑說，我們這兒有塊磁鐵石，我們到哪兒，劉紹棠就被吸到哪兒了。看，運河灘上的那塊鐵又看過來了。
他也不會隨時看我們勞作，大多數情況下，他讓他的牛們自由自在地吃著青草，他躺在草地上或者靠在楊柳上發著呆。劉紹棠愛看書，有的時候，他也會帶上書，一邊走一邊看，或者帶上紙和筆，隨手寫下幾段話。這些在運河灘邊上記在小紙片上的小段落、小句子，給他的小說創作帶來很多便利。
多數情況下他放的是臨產的母牛，母牛要生產了，河畔邊多遛遛，生產的時候順利一些。母牛遛彎，想象一下這個場景還挺有趣的吧。大夥兒要是看不見劉紹棠的人，就會拿眼往楊柳地裏尋他，說劉紹棠怎麼不見了呢。他們都是善意的，不是要給劉紹棠扣帽子，而是習慣了有這麼一個說笑解悶的對象。於是他們開始小聲嘀咕，然後瞥我一眼，或者他們跟我說笑，也總先瞥他一眼。這一眼，是有很多含意在裏頭，是有很多話的，好像說了他，就是說了我；說了我，就是說了他，我們是彼此的。
春天，活多，事也多。要挖渠道，要育秧，還要去公社開會。我還要去公社廣播站播音。以前我是村裏的廣播員，播音很簡單，隻要把好人好事、先進典型說一下。因為當時的宣傳口號是：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當時來開會的人很多。有一個農村青年叫金萬順，他偷偷塞給我一包東西，是他寫的一捆小說稿，說讓我幫他帶給劉紹棠老師幫忙修改指正。我看他的表情，心裏還是有許多驚疑的。看他口口聲聲叫劉老師，很崇拜很尊敬，我的心裏又增加了許多自豪。金萬順，家庭背景跟我一樣又紅又專，很喜歡寫作。他看了劉紹棠的小說，稱他為大師。他知道我是儒林村人，就托我做個信使捎到儒林村，讓劉老師指點一下。金萬順的小說題目叫做《工地上的一瞥》，寫的是鄉村勞動工地的事。劉紹棠說他寫得還可以，但是用詞不當，文采稍差一些，他動手改了改，並在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了字。劉紹棠很認真地給他提了很多意見，很多肯定，很多鼓勵。當老師的最感到高興的是桃李滿天下，那麼同樣的道理，一位作家，自己的作品讓許多人喜歡，並能夠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熱愛文學的青年也同樣是件高興的事。我聽劉紹棠說這個金萬順還真能寫出一些小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的信使就沒白當。
接下的整個春天，我們之間的一切都挺好的，我照常上工，他又開始著手寫《桅頂》第二卷。如常，他還是一邊寫作，一邊給我寫信，我老出外工，我們倆就沒法經常見麵。他心裏老不安定，我隻好經常請假來看他。我一回來，他就高興，我到他的小屋裏，他就手舞足蹈地跟我說《桅頂》的創作，說他的構思。他說看到我就有了激情，有了力量，就能寫很多字，我要說去工地，他馬上就魂不守舍。
完秋之後，他從北京回來，我到王莊挖河回來，我們見了麵，我就說你別像小孩子一樣，你別天天給我寫信，你用這點時間寫小說吧，要不多累啊，我也沒時間讀你的信，我總不能天天陪在你身邊看著你寫小說吧。我要上工，我還要帶領青年團員起帶頭作用。於是我說，要不這樣吧，你也甭看不到心裏就不安寧，心發慌了，我給你一張照片，你要是心發慌了，想我了，你就看看我的照片，隻當是我在你的身邊，陪著你。他就答應了。
等我再次從王莊工地回來的時候，再到“獵戶老常家”的小屋，他把我的照片掛在炕頭牆上了。他回城裏辦事的時候，到延安照相館把照相放大了，說，這樣不就可以一邊看著我，一邊寫作，就當是為我寫作，與我說話。看著我，當我隨時陪伴在他的身邊，就像擁抱著我的肩頭，低低地跟我訴說衷腸。他寫完一段，就像我們平時探討一樣，對著我的照片給我念一段小說，想象我聽著他的小說進入夢鄉，就像天鵝湖裏的睡蓮一樣的睡熟了。他在信裏這樣告訴我，我笑他像一個小女人。他寫《桅頂》的時候，都是看著照片寫的。看照片寫小說，但還是堅持給我寫信。剛開始掛照片，比較小心的，隻在他寫小說時，掛在他睡覺的土炕的上方，抬頭時剛好麵對麵。白天就摘下，收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