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從6月底就斷斷續續下起來了。要是圖爾納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熱帶暴雨困在山裏的危險，他就該抓緊時間回來了。我們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終沒有回來。林也沒有露麵，他是我和圖爾納的聯係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過去了。傾盆大雨從天而降。就連我們那麼好的帳篷都禁不起衝刷，漏雨了。但在它裏麵待著還是比在當地人的房子裏好些。大家越來越對圖爾納教授、阿爾貝特-林和向導的命運擔憂，難道他們都死了？
有一天——那已經是8月初了——一大早我就在瓢潑大雨的嘩嘩聲中隱隱約約聽到帳篷的帆布外麵有一種既像是呻吟又像是狗叫的聲音。
您是知道阿比西尼亞城裏的街道上有多少狗的。而夜裏豺狗和鬣狗也常跑進城來。要知道它們和狗是這個像個大村莊的肮髒城市裏僅有的清潔工和防疫員。
模模糊糊的呻吟聲又響了起來。我趕緊穿上衣服，走出帳篷。我在門口看見一個人的身體。
這就是阿爾貝特-林，可他都變成了什麼樣子啦！他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爛爛，勉強才掛在身上沒掉下去。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腦袋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我把林拖到帳篷裏。
瓦格納教授什麼時候也是不睡覺的，因此他立即聽到我的帳篷裏好象不對勁。看到傷員之後，瓦格納教授立即進行急救，想讓他蘇醒過來。但是，不幸的林的靈魂看來已經升天了。他的力氣隻夠他爬到我們的帳篷門口，瓦格納教授給他注射了樟腦，想使心髒恢複跳動——可惜勞而無功。
“你等等，我怎麼也得讓你開口！”瓦格納教授說完跑到自己帳篷的門簾後麵，一會兒拿著一支注射器回來了。他給林打了一種什麼液體，於是死者睜開了眼睛。‘圖爾納在哪兒？’瓦格納教授叫道。‘他還活著嗎？’‘活著，’林用勉強聽得見的聲音答道。‘去幫……他……’林又失去了知覺，就連瓦格納教授也束手無策了。
“他失血過多，’瓦格納教授說，‘就算我們能從猴子身上抽血給他輸，也不行了，林的頭骨被打……穿了，腦子受了傷。我們恐怕從他口中再掏不出什麼來了。唉，他就是再活上5分鍾也好哇！那我就能知道我的朋友圖爾納在哪兒了。’
“我們埋掉他的屍體吧？’我問道。
“當然，’瓦格納教授回答，‘不過我先得解剖它一下——也許我們從中能得到些情況。幫我把屍體搬到我的實驗室去。’
屍體很輕，一個人就能把它弄過去，但像拽死狗一樣拖死人，未免對死者有點兒不恭。我倆把死者抬過去放到解剖台上。我出去了，瓦格納教授開始解剖。若是林的父母知道，大概是不會讓他解剖的。林的父母都非常迷信。但他們住得很遠，而瓦格納教授……反正他也不會聽我的什麼勸告而自行其是。
直到那天的傍晚我才又見到瓦格納教授，當時他走出自己的帳篷，從旁邊帳篷我們的倉庫裏拿了個什麼罐子，‘您了解到什麼了嗎？’我問道。
“我發現林頭骨上的傷口邊緣不齊，在他頭發上找到一小塊淤泥，身上有許多青斑和出血處。林很可能是在哪一條峽穀裏遇上了洪水，被這股洪水衝走了。他的身體曾撞在石塊和岩壁上。他不知用什麼辦法從洪水裏掙紮出來，爬到了我們這兒。他的身體壯得驚人。頭上受了這樣的傷之後，他起碼又走了好幾公裏。”
“那圖爾納教授呢？”
“關於這一點我知道的和您一樣多。但林已經說過他還活著，等待著我們的救援呢。我們必須立即趕到提格雷省，去找圖爾納。”
“這毫無意義，”我反駁道，“提格雷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亞的一個大省，有成千上萬的阿姆巴、成千上萬條峽穀，我們上哪兒去找圖爾納？”
此刻雷舍爾向我問了一句：“我說得對吧，是不是？”
“你們的那位瓦格納教授，”他繼續講道，“經常犯點兒傻。他激動地對我說，如果我不想去，盡可留在亞的斯亞貝巴。可我當然得答應跟他一道去啦。就在當天，說得準確些就是晚上，我們埋完林就上路了。我們把已故爵士的所有猴子和行李全留在了亞的斯亞貝巴，兩個人輕裝上陣。不過這隻是相對而言。瓦格納教授離不了他的實驗室。所以他帶了一個相當大的帳篷——您已經看到了。而我為自己帶的就是這個。”
“那你們找的結果如何？”
“當然毫無結果啦，”雷舍爾似乎有些幸災樂禍地說。
我覺得他對瓦格納教授的態度不大友好。
“我家裏有未婚妻在等著我呢，”雷舍爾不打自招地說道，“可憐的林！他也有個未婚妻。”
三、會說話的大腦
就在這時，擋在門口的帆布簾子撩開了一些，瓦格納教授出現在門口。
“您好，”他彬彬有禮地對我說道。“您幹嗎坐在這兒？到我那兒去吧。”說完，他擁抱了我一下，領我到他的帳篷裏去了。雷舍爾沒有跟來。
我好奇地打量著瓦格納教授的野營帳篷實驗室。
這裏的儀器設備說明，瓦格納教授進行著各種不同學科的科學研究。無線電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學器皿並排放著，顯微鏡既有光學的，也有電子的。還有好多儀器的名稱我也說不上來。
“請坐吧，”瓦格納教授說。他自己也坐到塞在兩張擺滿儀器的大桌子之間的小桌子前的行軍椅上，開始了書寫。與此同時他用一隻眼珠瞧著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驚的是，我覺得他對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對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舉了我的一串學術著作，還做了些評論，其中肯與深刻又令我大為驚訝，可從他的專業來講，他是個生物學家而不是化學家。
“請問，您能不能幫我做件事？我覺得我們不久就要在一口鍋裏攪馬勺了。”
“攪什麼？跟誰？”我本想問一聲，但忍住沒張口。
“您已經看到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亨利希-雷舍爾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年輕人。雖然他狗屁也發明不出來，卻是個規規矩矩的分類學家。他是個在科學領域中收集積累原始材料的人，終日碌碌，為未來的天才準備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個想法就能使成千上萬至今還是莫名其妙的問題迎刃而解，把部分結合成整體，建立起完整體係。雷舍爾是科學的仆人。但問題並不在於此。各司其職嘛。他就是那個層次的產兒。他是那種自以為是、規規矩矩的德國小市民爹媽的規規矩矩的乖兒子。星期天早上得細聲細語地唱讚美詩，午飯之後，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媽媽的方法煮的咖啡，還要照規矩飯後一支煙兒——抽支雪茄。難道我就沒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屍體時他怎麼向我翻白眼嗎？”說到這兒，瓦格納教授突然笑了。“幸虧他沒看見我後來幹了些什麼！我不僅開了林的顱，還取出了他的大腦，打算解剖。我從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取出林的大腦之後，我用繃帶把他的頭包好，然後就跟雷舍爾一道把這具沒有腦子的屍體給埋了。雷舍爾在墓前念了禱文，這才一本正經地離開。而我開始研究林的大腦。”
在亞的斯亞貝巴找不到冰來保存大腦。當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裏，但我的實驗需要完全新鮮的腦子。於是我決定無論如何得保證大腦存活，用我發明的一種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維持它的生命！這樣我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擁有一個活腦子。我還從它上麵切下薄薄的一層做成顯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難的就是給大腦一個‘顱骨’，以保證它不受感染。您會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這一任務。我把腦子放在一個特殊的容器裏，開始向它輸送養料。我給它受傷的部分徹底消了毒，開始醫治。根據腦組織開始結疤來看，大腦仍然活著，就像被切下來的手指在人工條件下活著一樣。
在對大腦進行研究時，我一刻也沒忘記我朋友圖爾納教授的命運，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於是我就帶上林的大腦和我的流動實驗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圖爾納的蹤跡。他是在人相當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裏購買食物，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當地居民口中打聽到消息。我和雷舍爾匆匆趕路，幾天之後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決定對林的大腦進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著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時，一個想法製止了我。要是腦子活著，它會感到疼痛。我的手術是不是太殘酷了點兒？我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腦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會上被生吞活剝的牛的命運嗎？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種慘狀了嗎？
我猶豫起來。到了最後，大概還是科學興趣戰勝了惻隱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畢竟不是個活生生的人，而隻不過是一塊‘肉’罷了。
人道主義者反對活體解剖。然而10隻‘飽受折磨’的實驗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嗎？還有我們吃的肉呢？
管它呢！總之，我又把手術刀湊到腦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個新的，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謹慎從事，再等一等看，這種想法最終會從下意識的黑淵裏浮出來，到達意識的表層。
幾秒鍾之後，我的意識裏出現了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腦還活著，那它不僅僅是隻能感到疼痛。思維——是大腦的職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腦還能思維會怎樣呢？他能想什麼呢？能不能想辦法知道這一點呢？能不能和大腦建立聯係呢？要知道林還沒來得及告訴我們圖爾納在哪兒，出了什麼事呢。我能不能從林的腦子裏掏出這個秘密呢？如果這個實驗成功，那就是一箭雙雕：既解決了一個有趣的科學問題，也許還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嗎？”我笑著提示道。
瓦格納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著答道：“對，是阿姆巴，不過不是阿比西尼亞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兩中。一舉兩得。可以指望實驗在科學方麵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熱地開始了工作。而工作還真不少。應該發明一種和大腦進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聽，未必能感覺到什麼，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語言時就跟他們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還得告訴您一個秘密：林在‘囫圇個兒’時也不聰明。有一回圖爾納告訴我，林曾經叫吃人生番抓住過，卻活著回來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兩個被吃掉了。
“這是因為，”圖爾納開玩笑地解釋說，“吃人生番們發現林太笨，怕吃掉他後自己被愚笨傳染了。生番們吃人不是因為餓，而是想通過吃肉獲得被吃的敵人的勇氣。”
“這樣看來，”瓦格納教授繼續說道，“我是在跟一樣非常難對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難永遠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這麼想的。大腦的工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電化學過程，這個過程中會發射出無線電短波。我在兩年前就組裝了一台可以接收電波的儀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腦進行思維時放出的電波。我甚至還發明了一架可以自動記錄波動曲線的儀器。
但是，怎樣才能把這曲線翻譯成人的語言呢？這就非常之困難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個想法，也會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線表現出來。
“顯而易見，應該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單個的詞語——應該走另外的途徑：跟大腦商定一種字母，編製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腦在想到某一個字母時，應該產生一種清晰的，不同於其他字母的電波，並在我的儀器上變成可見圖形。總之，我找到的是一種被關在單人牢房裏的囚徒在不知道獄中暗號的情況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過敲打牆壁而建立聯係的方法。
但這一切還是後話。首先得確定林的大腦是否能發出電波，換句話說，它是否在進行‘腦力’勞動，還是它的全部生命隻在於細胞的生理存活。從理論上講，大腦應該能進行思維。
我製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儀器，把它跟大腦聯結起來。因為大腦隻能發出極為微弱的電波。為了不使它由於在空間傳播而變得更弱，我決定盡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電能統統收集起來。為此我給林的大腦罩上了細金屬絲做的網，用導線把它和我的儀器聯結到一起。盛著林的大腦的匣子和大地是絕緣的。這台儀器收集到的電波再傳給非常靈敏的自動記錄儀。一根細針再把變化刻到一條塗著特製清漆的移動電影膠片上。我不過把電影膠片當成普通的記錄用材料了。
噢，該叫雷舍爾看看我幹的這種事！他見到這種褻瀆神明的行徑一定會憤怒地咆哮起來。”
瓦格納教授不說話了，我急切地望著他，想提個問題，又怕發問會打斷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納教授又講了起來，“儀器接收到電波，針在膠片上根據波動記下了像速記符號一樣的曲線。林的大腦在思維。但它到底想的是什麼，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您知道，我的記憶力好得出奇。膠片上記錄下的東西現在全在我的腦子裏。我把破譯這份莫名其妙天書的任務交給了我大腦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腦筋。”
商博良①在著手釋解埃及象形文字時，對其所知一點兒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為什麼我就不能破譯林大腦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們很久沒向我屈服。我還沒辦法讀懂這些象形字，但我已經確定了哪些符號出現了多少次。特別經常出現的是這樣一個符號：
它代表什麼意思我還不曉得。但相同符號的重複已經給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點。我望著膠片上曲曲彎彎的線條，想著它們究竟意味著什麼。
①商博良，1790-1832，法國人，埃及學的創始人，曾製定譯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則。
外部世界再不會給林的大腦造成什麼印象。它現在像一個又聾又瞎的人，處於永久的黑暗和寂靜之中。但它能在回憶中生活。也許膠片上的這些曲線——是大腦對親愛的姑娘的回憶……
假如我能破譯這些曲線，大腦的內部世界——‘靈魂’的最後棲身之處就對我敞開了。
這對科學是極為有益的。但我現在求索的不僅僅光是科學目的，還有一個頗為實際的目的：我得問問林的腦子，圖爾納現在在哪兒，他怎麼樣了。也就是說，首先得讓林的腦子理解我，可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我認為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對大腦進行機械刺激。我打開了‘顱骨’，開始用戴著消毒指套的手指壓迫大腦表層，一開始是輕輕一點，然後壓得時間長一些。這就相當於一點和一橫，換句說就是摩爾斯電報碼裏的字母‘a’。整個的摩爾斯電碼林可能不知道。但‘一點一橫’的意思他大概還是知道的。我像拍電報似的斷續做了幾次，然後就開始教德語字母表的下一個字母。第一堂課讓腦子記住a、b、c、d四個字母就相當不少了。”
與此同時我也在觀察膠片。在上這獨特的一課時，膠片上出現了一些新的曲線和線條，波幅也規律得多了。我認為這是我的信號已經被大腦接收到。也許它被這種按壓嚇著了，也許會把這當成自己生病了。不管到底是什麼吧——大腦總算有了反應。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反複給大腦上課，直到它意識到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刺激為止。但願它能理解人家想要它幹什麼！
遺憾的是，我這個非凡的學生是個大笨蛋，圖爾納說的沒錯。
我隻想達到一個目的，就是讓大腦對我的‘一點一橫’的按壓所發出的信號用電波做個回答——在膠片上有個明顯的反應。後來，由於模仿這個或那個字母的信號，或是模仿在受到按壓時產生的相應感覺，大腦可能不由自主地獲得了用信號向我一個接著一個發出字母信號的能力，這樣它就有可能開始和我交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