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深夜，杜月笙被閘北傳來的槍炮聲驚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視，隻見正北一片火光，烈焰騰宵，紅光映亮了半片天，這是日機轟炸所引起的閘北大火。大戰果然爆發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進行軍事進攻的欺詐伎倆。同時，他更擔心閘北戰區那些慘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憂急交並，喃喃自語地反複說道：
“那邊的人怎麼辦啊？怎麼辦啊？想想他們現在是多麼的著急！”
這是杜月笙對於“一？二八”事變的初步反應。
隨即，杜月笙和吳市長、蔡廷鍇軍長通過了電話，了解實際情況，在電話中他向這兩位在滬最高軍政長官自動請纓，慨然發出壯語：
“但有用得著我杜某人的地方，萬死不辭！”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開始奔走，糾合上海的名流、士紳、各界領袖，利用“抗日救國會”的原有基礎予以擴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他推舉上海申報主人、著名的企業家史量才為會長，表示這一個民間團體地位超然，不屬於任何派係，而是上海全體老百姓的組合。籌備會議席上，杜月笙除了堅持這一主張，並且拒絕擔任副會長的職務，他說：“不論辦任何事我負責跑在前麵，擔任副會長，則任何人都應該比我優先！”
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杜月笙的答複很簡單：
“我隻曉得我自己一定會盡心盡力的辦事，擔不擔任名義，沒有關係。而我把名義給別人，別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會場中幾乎人人都認為杜先生必須名義和實際一道來，一致推舉他為副會長，他無法推卸，隻好應允，卻又提議增設副會長一名，由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充任。
全上海市民對於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日軍、所激發的愛國熱忱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杜月笙對這種民眾的情緒，通過其服務新聞界的門徒發動上海各報、各電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長的時間，全麵報導十九路軍對抗日軍瘋狂攻勢的新聞，報紙長篇累牘，電台日夜不休。於是，當報紙或電台提出勞軍的呼籲，要求後方同胞支援前線，上海人作了空前熱烈的響應，從百萬富翁到人力車夫，捐錢的捐錢，捐獻實物的捐獻實物，大眾傳播工具使前方後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抗敵後援會溝通前方和後方，使之結為一體，前方將士視大後方為自己的家庭，後方同胞把前方將士當做家人父子。這弄得報紙電台不得不經常代替該會發出通告：
“昨天本報(或電台)說十九路軍需要XX，頃據抗敵後援會負責人鄭重表示，因各界同胞捐贈數量太多，早已超過實際需要，該會亦無地代為保管，請大家從現在起不要再捐了！”
與杜月笙關係密切的上海市總工會，“一？二八”戰役序幕一揭開，立即聯合上海工界成立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按照軍隊“團”的編製，前後成立第一、二兩團各為一千餘人，第一團團長由杜月笙的學生朱學範擔任，第二團團長則為對杜月笙極景敬的周學湘擔任。
十九路軍在前線殺敵，戰地服務團則作為前方與後方的橋梁，兩者的任務同樣艱巨辛勞，冒險犯難，但是十九路軍持有武器，戰地服務團赤手空拳，他們所憑恃的僅隻是愛國熱忱，血氣之勇，經常穿越槍林彈雨之間，他們負責救護傷兵、運送彈藥，慰勞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戰區擴大，他們更得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難胞，護送災民，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前方將士服務，並且分勞任事，以使將士們能專心一誌，努力殺敵。
杜月笙緊張忙碌，風塵仆仆的領頭幹，抗敵後援會和戰地服務團對於“一？二八”之戰的貢獻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並且，它們的表現更激發了全國同胞的愛國情緒。
國際交涉
“一？二八”之戰打起之後，日本海軍陸戰隊遭到十九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損失慘重。於是，急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抵抗準備的中方，而竟然是發動戰爭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弱將少，經過連日苦戰，屢遭敗績，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迅速增援而來；第二是因為“一？二八”夜襲原是日本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勝，獲得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的戰果，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沒有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沒能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裏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的覆轍。
另外，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麵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讚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有失日本海軍顏麵，畫虎不成反類犬。所以，他寧願采取秘密途徑，穿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中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照、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麵前也有說話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