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杜維屏是杜月笙的兒子，他這一被捕馬上就震撼了上海灘，緊急處分，雷厲風行，居然連杜先生的少爺都捉進官裏去，僅此一點，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這才曉得煌煌法令不是輕鬆隨便、等閑視之的了。另一方麵，也有人睜眼在看這場好戲如何續演，街頭巷尾，交頭接耳，都在竊竊私議，這下要看杜先生將會作什麼樣的反應。
杜月笙對此一意外事件的反應，於公則表現出大義凜然，他知道蔣家王朝現在大難當頭，命脈如絲，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險，尤其幣製改革在全力推行時期，一招錯，滿盤輸，牽一發足以動全身；並且在上海灘比他兒子大的老虎還多的是！他把這個大環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對杜維屏被捕事件一語不發隻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麵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訴苦，他隻是說：“國法之前，人人平等，維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裏人不明內情，頻頻催促他設法為杜維屏開脫。這時，杜月笙的神情反倒顯得非常輕鬆，他帶著笑說：
“怕什麼，我有8個兒，缺他一個，又有何妨？”
盡管蔣經國這一次來上海氣勢洶洶，大有打虎之勢，但是隨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隻好對幣製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對於兒子的關押並不著急，孔家公子的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之後，上海“經濟特種法院”也不得不給予杜月笙麵子，杜維屏案子數度審訊的結果，特種法院因為“全無佐證”指明杜維屏是在改革幣製之前獲得機密，於是“投機牟利”、“破壞金融”的“事實”，使法官接受了杜維屏“純出巧合”的辯說。因此，法院宣告杜維屏無辜無罪，予以釋放。但是，他所經營的宏興公司有兼營“對敲”的事，這種場外交易大有逃脫之嫌，宏興公司則受到吊銷牌照和依章罰款的處分。杜維屏平安無事地被送回家裏。
杜維藩夫婦邀遊北平，在上海卻傳出了杜先生“大少爺逃跑，三少爺坐監牢”的惡意謠言，獲知三弟維屏被捕，杜維藩夫婦聞訊心驚，還以為陶督察特意寫兩份介紹名片，是為了他們如在北平被捉可以拿來擋擋事，免“進牢監，吃苦頭”。但是，不久杜維屏被釋放回家，直到在北平發現北國風雲日亟，共軍著著進逼，北平馬上就要陷入重圍時，杜維藩夫婦這才恍然大悟，陶一珊寫那兩張名片是擔心北平圍城，兩個人陷在北平逃不出來，才特意做此安排的。
杜月笙對他的兒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輩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經驗使他不願他的任何一個子女走他的老路。現在盡管杜家鍾鳴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場之大，很少有人能超過他，但是他對人生的最後願望，亦即他所寄托於他的兒女身上，就是做一個樸實無華、能在平凡中顯出其不群的人。因此，他從不在自己子女麵前講述他得意的往事，赫赫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時告訴他的子女們，他兒時的孤苦伶仃，煢獨貧困，縱使他在賭桌上一擲萬金了無吝惜，但是他在與家人同食的飯桌上，一隻醬油碟子倒得過多了些，他也會小心翼翼地將一碟勻作兩碟。
倉皇出逃
1948年11月20日以後，保定失陷，徐州易手，12月間徐蚌會戰又起，江南局勢越來越緊，風聲鶴唳中到了1949年1月1日，張淦兵團在搭口布防，4日，國民黨政府遷廣州，國共戰事已經接近長江北岸，從這個時候開始，難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間，就達到了數十萬。
1948年陰曆年前，浦口戰雲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數驚，於是，連南京的商賣百姓，升鬥平民，也都爭先恐後地擠進了逃難行列。而這時逃難的目標隻有上海一隅，因為往上海逃難有錢人可以乘飛機、輪船，逃赴國外香港或台灣，中等人可以沿滬杭南、浙贛、粵漢鐵路逃到廣州或西南，無錢的人萬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討飯討到上海也不怕”，就是為求解決生活、衣食，上海也遠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時間南京下關車站一片紊亂，車站外的大廣場，難民餐風露宿，或坐或臥，也不曉得擠了若幹萬人，月台上，更是萬頭攢動，揮汗如雨。車站秩序完全破壞無遺，用不著買票、驗票與剪票，火車站的司乘人員，麵對著蠕蠕而動的人潮束手無策，難民們惟有從車站廣場盡頭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擠，好不容易等來一列火車，月台就近的人一擁而上，直到車頂、車銜頭，甚至車廂下火車輪子兩旁，都綁滿了急於到上海的難民，火車隻能不按班次，不照時間地向東駛走。
就這麼一車車的難民往上海市送，數日之間上海難民多達十數萬人，有錢的住旅館或者出黑市高價買機、車、船票，繼續登上逃難的旅程，有親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還有大多數走不了，也無親友可投的，便迫於無奈，他們在嚴冬季節不能困馬路，睡水門汀，於是隻好紛紛住進廟宇、祠堂、公廟、學校……轉瞬之間，上海凡有屋頂的公眾場合全部住滿，可是，還有大批的難民，在源源不斷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