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是沒有尊嚴的。
貧困農村的農民更沒有尊嚴。
非常奇怪，我們吃著農民打的糧食卻鄙視和看不起農民，所以在中國有一個字眼叫“貧賤”——人貧便賤。貧賤的人便是“賤民”。像我的那個朋友所說的，農民最大的願望就是不當農民。這是因為在中國，當農民不光榮，當農民是恥辱。大家都知道一個貪官，臨死前說，他想當個農民。這件事其實很有意味。許多人通過這件事看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貪官或者囚犯認為，農民的地位甚至不如他們，他們才會提出不當死囚去當農民。怎麼會這樣呢？我的許多出過國的朋友都說，在他們去過的那些國家，看不出來農業工人或者農場主、農業資本家和城裏那些白領階層、企業老板有什麼社會地位上的差別。沒有人覺得當個種糧食的農業工人很恥辱。在那樣的社會裏，無論你幹什麼，社會隻承認你是個成功者還是個失敗者。
農民地位的低賤，的確需要政策上的“扶貧”。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宣布，要逐漸取消農業稅。納了幾千年皇糧國稅的農民不用再交納稅賦，這無疑是中國農民最大的福音。但要解決貧困地區農民擺脫貧困，實現“生活寬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我們的國家卻還需要走很長一段路……
（8）
高西溝作為一個範本出現在了我的麵前。
在我於2003年和2005年兩度深入到這個村莊體驗生活和采訪中，我發現，它和建國後五六十年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農業模式和農業典型都不一樣。和曾經出現在中國曆史中的幾個著名村莊，例如大寨、華西村、大邱莊、南街村，也都不一樣。大寨和華西村、大邱莊、南街村分別代表了中國農村兩個重要的曆史時期——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典型”大寨和鄧小平時代農業的“經典之作”華西村、大邱莊與南街村。在對它們作了一番深入的思考和比較研究之後，我發現，高西溝完全不同於所有這些“農業典型”，它既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大集體經濟模式，又不同於鄧小平時代的完全個體經濟模式。
雖然華西村、大邱莊、南街村從形式上也保留了“集體經濟”。它們的土地也沒有“分田到戶”成為農民個體經營的土地，而是以“入股”的形式進入到了他們如今的各個集團公司裏。但土地的用途已經發生了變化。應當說，這已經是包含了另外一些經濟因素和經濟成份在內的一種經濟形式。它對於如今中國的廣大農村，尤其是偏遠的貧困農村，基本失去了“效仿”的意義。
而高西溝和這幾個出現在改革開放以後的著名村莊不同。
這不僅表現在它仍舊走著一條農業發展的道路，而且，在它原有的基礎上又注入了一些有關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新理念。出現了有關解決“三農”問題的新因素和新思路。具體地說就是，這個村莊在實踐科學發展觀——它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在建設新型的村政權組織形式——它的村政權從角色、地位和作用上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變化；在建設新型的農村經濟組織形式以及新型的農村文明——它的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並存，引進先進農業科學技術、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和民主風氣的形成等等方麵，呈現出了一種新風貌。或許可以這樣說，高西溝是一個有別於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新型農村試驗，一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