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就該打下糧食給我們吃。這話不錯。這涉及到社會的分工。但是這裏，卻還有一個社會公平的問題。我們中國的現實是，農民，一直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一直也是我們社會，從陳勝、吳廣起義的秦王朝，直到近代和現代社會裏最為貧困的群體。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農民像中國農民這樣，自古以來遭受著如此沉重的賦稅和不公平的待遇，農民打下的糧食交了“皇糧國稅”，可是在進行社會的再分配時，社會的總財富裏，進行再分配的份額裏，農民卻基本被排除在外。農民不享受同城裏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城市的高樓一座座拔地而起，一條條蛛網一樣的公路四通八達，交通設施，通訊設施，城市基本建設設施，醫療、學校等公共福利和公共設施，這些似乎都與農民無關。城裏人除了吃糧時想到農民，其它任何時候恐怕都不會想到農民。農民在中國成了一個“落後和愚昧”以及“貧窮和貧困”的代名詞。
一個無法回避和不能不正視的現實是，建國以後，城鄉之間的剪刀差，不是在縮小，反而恐怕是以幾何級數在擴大。而改革開放以後，農民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社會，卻像一列磁浮列車一樣，跑得越快，越把落後的農村遠遠地拋在了後麵。廣大的貧困農村，貧困山區農村，已然地和觸目驚心地甚至也是無情地，被排除在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外。農村和城市，尤其是和現代化的大都市之間，貧富差距，貧富懸殊，已經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的“世紀之痛”。有人預言，弄得不好中國農民將成為中國一個大包袱，一個大麻煩，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大羈絆。
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
我一個朋友，因為搞文化工作接觸過許多農民——特別是他們中的年輕人。他告訴我說，讓他最為驚駭的就是：“深知農民的最大願望就是不當農民。”
為什麼？這裏有兩個數據。
《中國青年報》最近發表的一項“關於國人接受教育機會調查”的數字讓人沮：
城市與農村的人口比例為2：8；
市民與農民上大學的比例為8：2。
還有一個數字。據中國農業有關資料統計報告：95年種植業畝均可獲利340元，2000年已下降為161元，還不及5年前的一半。而這個數字，還是東部西部農村攪在一起的平均數，西部有些地區，種地已成賠賬。大片的土地撂荒，農民們含淚背井離鄉流落四方……
我完全明白了，中國農民一直是在負重而行。
也就是這樣負重而行的中國農民，長久以來，長期以來，在建國以來漫長的五六十年的歲月裏，肩著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不再忍饑挨餓！包括我自己在內，能夠好好地活到今天，我們享受到的一切，包括享受到的現代文明的一切，都有著我們中國農民兄弟的犧牲，都有著他們的血淚奉獻！我們大家，我自己，都欠著農民的一筆債，一筆需要永世去償還的債……
我們必須感恩我們的農民。
也許可以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
（7）
我說過，陝西三門峽庫區黃河移民的貧窮不是天然貧窮，而是開發性貧窮和政策性貧窮。而如從前的高西溝這樣的貧困山區，他們的貧窮應當屬於天然貧窮，是自然環境的惡劣給人帶來的貧窮。
但這話其實隻說對了一半。
雖然沒有資料顯示，世界上征收農業稅的國家到底有多少，但卻可以肯定地說，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並不征收農業稅，反而給農副產品實行補貼政策。這是因為工業品在誕生之日就擁有了“天然富貴”的品質，農副產品和它的價格差乃是天壤之別。但人類又需要吃糧食，也必須有人去種糧食，那麼，一個國家就會從宏觀政策上進行調控，讓不值錢的糧食還能夠有人願意去種。中國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時間裏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給農民補貼，反而要農民納“皇糧國稅”。這等於是讓更加貧窮的人去養活比他們富有的人。因此才出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困山區農民的貧窮也應當屬於我所說的“政策性貧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