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希望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學生，都應該了解黨的發展曆史。因為隻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中國共產黨80多年的奮鬥曆程，才能真正懂得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才能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才能對青年人為什麼要加入黨組織這一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不斷堅定永遠跟黨走、為黨的事業奮鬥終身的信念。
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曆史背景
英、法等國從17世紀中葉開始逐步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於19世紀中葉開始工業革命，開始向外瘋狂擴張。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中國封建專製的清王朝發動了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使中國封建結構一步步解體。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逐步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下，中國的資本主義一點點地生長起來並得到初步發展，然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使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同時外國列強對中國采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盡管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仍保持著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在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係，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
中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20世紀初，中國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登上了革命鬥爭的曆史舞台，開始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1905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創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並努力以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製製度就此結束，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並為此後革命鬥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後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但是，因為領導這場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所以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和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它最終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裏。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並倒行逆施，妄圖複辟帝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袁世凱病死後北洋軍分成直係、皖係、奉係三大派係，各自割據一方，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中國陷於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麵對殘酷的現實，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進步勢力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鬥爭，但屢遭失敗，革命陷入困境之中。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一次使社會主義變成現實，它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中國湧現出一批讚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李大釗是中國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堅定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時，中國民眾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係，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並且，由於它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因而具有更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一場新的大革命已不可避免。
1919年巴黎和會擬將戰敗的德國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激起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5月4日，北京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從6月3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後，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幹。“五四”運動之後，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紛出現。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比較，最終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先後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李大釗在《新青年》上比較全麵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後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
（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幫助。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人來華，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並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製”，以及聯合共產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它的舉行，表明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在黑夜中點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目就煥然一新了。
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奮鬥曆程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堅決徹底地同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
（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製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它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二大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對後來的中國革命產生過幫助，同時也帶來消極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後，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領導了香港海員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等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及其支持下，反動軍閥血腥鎮壓工人運動。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這一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決定采取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進國民革命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評價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後出現了大革命的洪流，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北伐戰爭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國共兩黨合作結出的碩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等20人，代表黨員994人。陳獨秀主持了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大會回顧了黨的三大以來黨的政策製定和實施的情況，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擴大會議對黨的工作中右傾錯誤的批評，重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以及關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方麵的一些方針，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但這次大會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問題，也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思想。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掌控了軍事權力，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製，反共麵目越來越明顯。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妥協退讓。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的軍閥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係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英勇就義。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然而大會決定對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采取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武漢的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麵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二）開展土地革命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對內竭力維護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黨的各級幹部分赴各地，恢複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宣布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清算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進攻長沙受挫後，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製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後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秋收起義後不久，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於1927年12月11日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六大製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錯誤。六大後，各根據地的黨組織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開展遊擊戰爭，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各地紅軍建立的重要根據地有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終於找到了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這就是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為了解決在農村環境中黨的建設問題，1929年12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強調思想建黨的重要性，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隊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而不是單純的武裝集團。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蔣介石寢食難安。從1930年10月起，他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四次大規模的“圍剿”。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人在與敵鬥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了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等遊擊戰原則，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先後四次“圍剿”，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李德的錯誤指揮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撤離根據地，踏上長征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標誌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