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曹丕分為雅、理、實、麗四體；南齊劉勰分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體；唐代李嶠分形似、質氣、情理、直置、雕藻、影帶、宛轉、飛動、清切、精華十體；皎然分“十九體”；晚唐司空圖則有“二十四詩品”；宋代嚴羽漸歸為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淒婉九體，優遊不迫、沉著痛快兩大類；清代姚鼐則明確歸為陽剛、陰柔對立之兩大類。姚鼐本《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用一係列形象比喻說明兩類藝術風格的特色:“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穀，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複魯絜非書》)並作補充說，陰陽二者糅合之後，若一方稍有偏勝則可，而若“偏勝之極”，至於“一有一絕無”，甚且“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海愚詩鈔序》)這種風格論，能大處著眼，言之有據，頗見精辟。然姚鼐必欲歸多種藝術形式為陽剛、陰柔兩大類，進而論析說，糅合陰陽二端，若“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即此種結合產物不能算為真正的藝術美，這就有失偏頗了。事實上，藝術的風格和形態是豐富多樣的，就有一些品種不能勉強地歸為陽剛類或陰柔類。如兼綜了陽剛、陰柔而“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非剛非柔、非陰非陽、亦陰亦陽的那一類，就可歸屬於中間狀態的一類美，我們可稱之為衝淡美、中和美。它妙在陽剛、陽柔之間，味在“鹹酸”之外，乃是一種餘味無窮的“醇美”。老子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萬物都是衝氣以為和，陰陽對立的統一，隻是哪一方略占優勢而顯出其微妙特征而已。姚鼐說“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能夠達到絕對居中、不偏不倚。然而這嚴格的一半對一半、增之一忽則太多、減之一忽則太少的陰陽化合物畢竟少見，甚或簡直不可能。姚鼐也隻是據中庸之道立論，卻沒有舉出一個文學的實例來，倒是說如孔聖人之《論語》以及《詩》、《書》、《易》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也即有所偏勝的。當然，對稍偏勝於一方者，亦可勉強地歸為陽剛或陰柔，但既然“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而歸之於衝和平淡的中性大類豈非更好、更為恰當?就唐詩大家的基調而言，李、杜之詩為陽剛美，溫、李之詩為陰柔美，王、孟之詩則可稱為中性的衝和平淡之美。宋詞亦可類比，在婉約和豪放之間，尚有以薑、張為代表的清雅空靈的一派。所以藝術風格的分類，根據中國的傳統情況，由繁而至簡，簡歸為兩大類不如簡分為陽、中、陰三大類更為恰當。
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表象似分詩歌為二十四種風格，實質他以前三品之雄渾、衝淡、纖穠為代表，隱然把多種詩歌風格歸為陽剛、衝淡、陰柔三大類；且以中性之衝淡作為他最高的詩美理想，表現出明顯的美學傾向，再以此為重點，向兩端展開細加分類，因而屬“衝淡”大類的品屬亦最多。試以三大類分品:豪放、勁健、悲慨、沉著等品屬於以雄渾為代表的陽剛類；綺麗、縝密、委曲等品屬於以纖穠為代表的陰柔類；自然、含蓄、高古、典雅、飄逸、清奇、曠達、精神、洗練、疏野等品均屬以衝淡為代表的中性大類。若以陽、中、陰三三細分，則如“九品蓮台”，九九八十一，自可分別出諸多風格特色來，隻是有的甚為接近，以至重疊難辨罷了。陰陽兩極的特性自是昭然分明，但事物常變，過猶不及，太剛則折，太柔則靡；而物極必反，每端都有向對方轉化、流動的趨勢。故司空圖《詩品·綺麗》雲:“濃盡必枯，淡者屢深。”楊振綱《詩品解》雲:“雄渾矣，又恐雄過於猛，渾流為濁，惟猛惟濁，詩之棄也，散進之以衝淡。”當陽剛陰柔互為衝和交合，呈現中間狀態，即為衝和平淡之美，它居中而上下左右“流動”，表現美的空間範圍還相當寬廣。據此考察司空圖《詩品》，他理想的中性衝淡美，又以稍傾向於陽剛一方者居多。
與西方藝術風格形態相比較，中國陽剛的壯美大致相當於西方的崇高(Sublime)，而中國陰柔的秀美則屬於西方的優美(BeautyorGrace)範疇。西方強調崇高與優美的分離而更傾向於崇高美；中國則深受中庸思想的影響，強調陽剛與陰柔的和諧統一，共同接受並追求平淡、自然之美。由於東西方美的觀念的差異，甚至有些在中國人看來屬於壯美形態的，而從西方人看隻能屬於優美範疇。因此，中國的陰柔、衝淡兩大類，從西方的審美標準衡量，都屬於他們的優美範疇；隻是西方的優美偏重於形式美，而中國的陰柔美、衝淡美則重內在美和外在美之和諧統一。現就內在情思和外在形式兩方麵，研討一下中國古典詩歌衝和平淡之美的特征。
一
衝者，和也。衝淡美的內在情韻首先表現在一個“和”字。和是中國儒、道、佛三家所共同講求的。道家逍遙自在，追求心靈與自然的和諧，欲達天人合一境界。佛家明心見
性，以求得本來麵目而達到入世和出世的和諧。儒家積極入世，欲兼濟天下有大作為，但主張內仁外和，“和為貴”，喜怒哀樂之發求“中和”，重視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孔子曾揭示這美善相兼的“中和”內涵:“子張曰:‘何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又評《詩經》:“《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這也體現了儒家“和”的審美標準。尤其當他們官場受挫，兼善天下的理想不得實現，於是就持“窮則獨善其身”的態度，退隱林泉，安貧樂道，寄情山水，賦詩吟詠，發為和平淡泊之音，這幾乎成了普遍現象。如唐時“吳中四友”之一的劉眘虛，文章享有盛名而仕宦失意，歸隱山林作《闕題》詩雲:“道由白雲盡，春與青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閑門向山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白雲青溪，落花流水，清輝幽映，柳堂讀書，洋溢著一片閑適恬靜的生活氣氛，表現出他鄙棄世俗、潔身自好，幽居獨樂的心情。宋初詩人王禹偁，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懷抱遠大理想，“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可德高而毀來，“八年三黜”，命途多舛。被貶商州時作《村行》詩，在“不堪其憂”的現實中，求林泉之趣，得心理平衡，幽獨自處而“不改其樂”。這種生活態度及其詩歌風格，司空圖在“疏野”、“曠達”等品中，亦有形象的描述。王維《與魏居士書》:“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既然道不行，不能為世所用，理想終難實現，那麼隻得潔身自好，在悠遊中尋求解脫，“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杜甫《曲江》二首)，“疏野棄朝市”，“曠達不知愁”，寄情於山水，詩酒度年華，獨樂以忘憂。
道家的“和”，重在主體心靈與大自然的和諧。莊子說:“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莊子·天道》)隻有先做到心與天和，然後以此去均調天下，才能與人和。司空圖《詩品·衝淡》:“飲之太和，獨鶴與飛”，就是要使人飲天地陰陽會合之處的最和淡之氣，達到人與天之和，從而獲得大本大宗之德。有了最高的修養，這種人衝虛脫俗，胸襟恬淡和平，化為詩歌意象，則如“獨鶴與飛”，飄然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或“猶之惠風，苒苒在衣”，一派自然和暢的風神。“開千古平淡之宗”的陶淵明，把老莊的順應自然思想和儒家的“曾點之誌”合而為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神釋》)，神氣清和，襟懷曠遠，偶有吟詠，性情自然流露，其清空靈雋、平淡邃美的境界，自成後人難以企及的典範，如“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