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此書還未開始寫的時候，勒龐就已經說過：“各種潛在性格構成了心理，因為環境的突然變化這些因素會得以顯現。”人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戰爭時期，這條規律變得特別突出——當時的新環境，讓國民先前潛伏的性格特點浮現而出。在勒龐看來，“一場漫長的戰爭有能力改變我們精神生活的平衡”，所以，結論是這樣的：在戰爭中，一個個體的性格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其可能做出使身邊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驚的舉動”。既然個人會因為環境因素而變化，同理，國家也是。法國在1914年的表現顯然符合這一論點：拋棄了反教權政治、國際主義的傾向以及自我放縱的習慣，竟然擁抱政治信仰、愛國熱情和自我犧牲。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很是可怕，但似乎也證明了勒龐的結論：穩定不變的人格僅僅源於穩定不變的環境……在不同環境的壓力下，每個人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潛在性格特征都會以不同方式表現。
僅憑環境因素這一點，還不能對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心理轉型有個合理解釋。同樣重要的還有“心理感染”因素。在勒龐看來，心理感染是“個人依照周圍眾人的意誌行事”，同時，他認為這也是士兵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因素。因為僅靠心理感染這一點，強大的集體凝聚力就此產生，這是軍事行動的必備要素。不管是兵營中、訓練場，還是前線戰壕裏，“集體精神”都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士兵們，演變成“根據集體而不是個人的意誌去感覺、思考和形成觀點”。
這一說法本身也體現出，“心理感染”有時也可能是消極的。也曾經讓德國的知識分子界誤入歧途從而嚴重誤導德國士兵們。同樣的，法國軍隊也深受其影響。從前線的信息來源中，勒龐也找到了相應證據，確認心理感染因素也影響了法國士兵們的勇氣。雖然這樣，但是勒龐認為：士兵們在心理感染與天賦秉性結合時能夠發揚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精神。
雖然出於保守與審慎的態度，勒龐對群體因“極易過度反應”而感到不安，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盡管黑暗危險的力量可能為其所有，但是也有英雄主義、奉獻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存在於其中。實際上，他們“甚至可能比孤立的個人更傾向於展現這些美德”。在得到恰當引導和足夠的激勵下，“克製、自我犧牲、無私奉獻”等精神可以由此展現。所以，在有關群體的分析上，勒龐相信，群體能影響個人甚至改造其性格——而且這改造也是正麵的。集體中的個人極有可能受光榮、名譽和愛國主義等情感追求所影響，甚至足以驅使他為之奉獻生命……強大的無私奉獻精神常常由集體主義本身激發。數百萬人在1914年離開家庭和日常生活，成為法國軍隊這龐大集體的成員的事實就能充分地證實這一論點。
在勒龐看來，“戰爭和革命”這一不穩定的曆史作用力會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國家穩定時期約束個人的“禁令”。德軍最原始的野蠻天性從這些禁令釋放出來，開始肆意放任。如果是戰爭的緣故，讓德軍士兵從社會禁令中解放，那麼法國和英國士兵為什麼沒有產生相同結果呢？勒龐在解釋法國士兵沒有成為一個危險的群體卻成就了一個英雄的群體時，又一次引用民族性格理論。由於不同國家的公民都從祖先那裏繼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所以相同刺激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德國士兵傾向於恐嚇平民，而法國與英國士兵則不太采取這種行為的原因了。英法士兵“受到了社會約束的長期影響，以至於他們的感情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穩定”，這與德國是有所不同的。勒龐估計，要使野蠻天性被成功遏製，需要經過社會長達幾個世紀的對自我約束的培育。
也許英國讀者會對這一解釋感到滿意，但是對於法國而言呢？具有革命與起義狂暴曆史的法國，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謂的“社會穩定性”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這被勒龐視作文明行為的必要前提。我們從最近的曆史中可以看出，法國都不具備內部穩定性和自律性。實際上，在1914年的時候不會有國家比法國的曆史更為動蕩和缺少約束力。勒龐也研究過1789年的大革命，了解到本民族傾向於繞開社會約束並放縱追求“原始的野蠻”。他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用環境決定論解釋了國民議會（1792-1995）的野蠻屬性：解釋了在國民議會中由於革命帶來的“環境突變”導致最野蠻的成員中竟有原本非常溫和的人——在普通情況下，他們是平和、高尚的公證員或法官。他也在《戰爭心理學》一書中指出革命主義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義和暴力激發的泛德主義激進表現。理性不是產生革命追求的原因，而是由那些“與智力毫無關係的情感的、神秘主義的、集體的力量”所塑造。在勒龐看來，雖然“這場悲劇（法國大革命）的主角總在試圖尋求理性”，然而“操縱著演員的秘密力量卻來自於理性主義之外的其他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