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白說：
“有一隻老虎，肚子餓極了，一大早就去野外找食吃。地上躺著一隻刺蝟，老虎以為是塊好肉，就想一口吞進肚裏。不料，剛一張口，就被刺蝟夾住了鼻子，疼痛難忍。老虎不知碰到什麼怪物，嚇得縱身逃跑，一口氣跑回深山老林，又困乏又驚恐，便昏昏睡去了。老虎鼻子上一直帶著刺蝟，等老虎睡了，刺蝟才放開老虎。這一下，不疼了，老虎才想起腹內空空，便一躍而起又去找食。沒躍出多遠，便見到一棵橡樹。低頭一看，那橡樹的果實毛茸茸的，跟小怪物（刺蝟）似的，便心有餘悸地說：‘今天早上遇見了您父親，現在又碰上了您。請讓一讓路，放我回家吧！我肚子裏還沒食呢！’”
楊玄感聽了，果然不再糾纏侯白了。
謝絕求見
文學大師錢鍾書先生，是個“甘於寂寞”的人。他最怕被宣傳，更不願在報刊上露麵。
他的《圍城》出版後，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許多人對這位作家比較陌生，想見一見他，都被他謝絕了。
一天，一位英國女士打來電話，說她很喜歡《圍城》，想見見錢先生。錢先生婉言謝絕沒有效果，便以特有的幽默語言對她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
一種特殊的幽默風格
信手拈來經典名言與不倫不類的連篇歪喻相結合，構成錢先生特殊的幽默風格——諧中有莊，荒誕中有機智。他在《談教訓》中提出一個歪論：“假道學比真道學更可貴，自己有了道德來教訓別人，那有什麼稀奇，沒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這才見得真本領。有學問能教書，不見得有學問；沒有學問而偏能教書，好比無本錢的生意，那就是藝術了。”
這本是反語，可他偏說得振振有詞，有時還在征引多種經典之後，層層演繹，明明是詭辯，邏輯上的漏洞全然不顧，卻作雄辯之狀，其歪理歪推之氣魄不能不使讀者又驚訝又佩服。為使得他的這個幽默歪論顯得莊重，他還引用了西方格言、王陽明的《傳習錄》、基督教哲學，言之鑿鑿，以歪語警世：“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犧牲。”“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幹的。”“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和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
連續的歪理歪推，越推越歪，最後卻歪打正著。讀者雖然明知他的推理常常是歪加比附，十分可笑，然而，卻從中看到了錢先生憤世嫉俗的機智。
笑說“顧問”
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在北京執政，為裝飾門麵，派專人到湖南邀請清末著名學者王愫運到北京擔任“顧問”。王為人耿直，正義感強，對袁世凱獨裁十分不滿。他在住宅門外大書一副嵌字對聯，表麵上看似自我調侃，其實表露出不與袁合作，不願同流合汙的深意。袁世凱聽說這些事，十分惱火，因礙於王的名望，隻好悻悻地把他送回湘潭老家，免了這“顧問”的麻煩。
當代學者錢鍾書先生，多處請他擔任名譽顧問，他有一段幽默解釋：“所謂‘顧問’，常常是顧虛名而不問實務；顧此而失彼，問東而答西；一顧傾人城，一問三不知。因此，大可不必。”
蕭乾自述
我最初走進文學這圈子既不是先天的賦予，也不曾因隔牆見了桃花枝子，被羨慕的心情誘進園門。我是被生活另一方麵擠了出來，因而隻好逃到這肯收容病態落伍者的世界裏來。
童年的時光都葬在一個每天三遍經的破尼庵裏。我在別的功課上都來得占先，唯有筆算，成天被維新的塾師罵作“木頭”。於是，縱沒犯規矩，手心每天起碼要照顧三四板子。
遮我這低能的醜的是每禮拜六貼在校門洞的作文榜。名字擺在前三名差不多成了慣例。於是，我在筆算班去忍痛，再到作文班去吐氣。
在初中，我忽然對“設X”的一次方程發生了濃厚興趣。居然能用自己的力量拿過月考的一百分。在我追趕別人的決心快堅定時，那代數教員被教會裏較有勢力的一個人擠走了。那時我已成了幾乎沒有人管的孩子了。上午讀半天書，下午走到一個地毯房去學手藝。學校裏用的是硬木板子，毯房裏用的是鐵耙子。終於，在雙重刑具之下，我支持不住了。我放棄了文憑的完整，而硬不再上代數班。
科學的門從此把我關在外麵了。於是，我揉摸迷著羊毛屑的眼，讀著一些“不實際”的文藝書，終於被趕到灰色的路上去。我愛文學，但文學並不是我有意選擇的。世上或有天生的文人，但我深知道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