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上，焦慮指的是一種缺乏明顯客觀原因的內心不安或無根據的恐懼，是人們遇到某些事情，如挑戰、困難或危險時出現的一種正常的情緒反應。臨床上的表現為持續性的緊張，在事情未發生之前產生強烈的、不祥的預感。
如果說，抑鬱的情緒會讓人沉浸在過去的美好中，否定當前的生活，那麼，焦慮就是人們對未來不確定因素的不安和擔心。重大考試的失敗會讓人陷入長期的抑鬱和意誌消沉狀態，可是，在考試之前，那些焦灼不安的擔心，那些輾轉反側的不眠之夜，便是焦慮強度最大的時刻。在時間的坐標軸上，抑鬱的人向往著過去，焦慮的人則害怕未來。
當一個人麵對危險時，或者能夠預感到危險來臨時，那種令人不愉快的焦慮狀態屬於正常的心理過程，並不會構成疾病。而且，一定程度的焦慮會幫助人鼓起勇氣，去麵對即將發生的危險。因此，焦慮也被看作是一種應激情境下的本能反應。
如果焦慮的程度和持續的時間超過了一定範圍，事情就會走向相反的方向，成為焦慮症狀。過分焦慮會妨礙人處理眼前的危機，甚至可能妨礙正常的生活，繼而發展出相應的軀體症狀。主要表現為長期處在恐慌、緊張的情緒中，坐立不安，提心吊膽，對世界上的一切都缺乏安全感，嚴重時可能出現顫抖、皮膚蒼白、渾身出汗的症狀，這種狀態又被稱為廣泛性焦慮。
廣泛性焦慮的患者通常喜歡控製生活的節奏，掌控每一件事情的發展過程，可是，由於他們對未來總是缺乏安全感，有時候又會把未發生的事情想象得非常糟糕，從而不斷擔心。一個焦慮的太太總是擔心沒有足夠的錢付房租，擔心丈夫沒有能力養家，又擔心自己什麼情況下可能失業，實際上，她的擔心全部都是多餘的，而且是負麵的——當焦慮情緒在家庭中傳播，常常搞得每個人都不好過。
焦慮情緒也好，焦慮症狀也好，它們的產生既有每個個體獨特的心理背景，也是社會大背景下的產物。閑適的、生活節奏緩慢的社會，人們不太容易出現焦慮的情緒，如北歐的一些高福利國家；反之，忙碌的、處在巨大變革中的社會則會令人產生不安全感和焦慮情緒，比如今天的中國。
中國在建設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每個人的價值觀都發生了變化。人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了各種各樣的競爭關係，於是，人的內心充滿了敵意、恐懼和不安全感，人人都陷入了焦慮的循環圈，在失去社會支持的同時，也喪失了自我調節的能力。
《中國青年報》曾經做過一次關於社會焦慮的調查，在受訪的2134人中，34.0%的人經常感受到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感到焦慮，隻有0.8%的人從來沒有感到過焦慮。可見，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常態。這種焦慮像具有彌漫性的晨霧一樣，不偏愛任何群體：農民工焦慮，大學教授也焦慮，富裕地區焦慮，偏遠的西部地區也焦慮。
中國人在如此快速而劇烈的社會發展中變得焦慮，似乎情有可原。那麼，西方國家的人們就安享幸福，從未感到焦慮嗎？答案是否定的。拿美國來說，盡管它作為發達國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富裕社會。物質極大豐富，人們不再為了基本的生存保障而奔波，社會的大部分生產力也都用來生產消費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可是，這個“富裕社會”的運作模式卻成了綁架人們心靈的凶手，成為人們焦慮的根源。
在消費品不斷生產的運作模式下，如果產品無法被人們消費，生產就會停止，整個社會的運轉也會陷入崩潰。於是，生產者負責源源不斷地提供產品，銷售者就要利用各種手段鼓勵人們消費，勢必要將消費變成整個社會的生存模式，甚至變成人的本能。
於是，大多數人的生活就被膨脹的物質填充了，活著的目的也變成了消費。一旦某個個體不再選擇消費，或者沒有能力消費，就會成為人群中的異數，甚至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為了能夠順利地存在於公認的體製中，即使個體本身不情願，也要不斷地消費，將自己變成物質的奴隸。
正因如此，哲學家馬爾庫塞才會認為，美國人已經被“富裕社會”的運作方式綁架，作為社會生產的最後一個環節，成為整個社會的消費工具。在此過程中，個體不得不在內心的欲望和外在壓力之間掙紮，也不得不麵對經濟條件和消費欲望相對立的困境。
短片小說《傷痕》的作者盧新華說：“傷痕文學可以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因為，過去的曆史讓人們的心靈上充滿傷痕，到了新時代，新的傷痕接踵而來。某種程度上，焦慮正是當下中國社會刻在很多人心上的一道傷痕。此時，滿心充滿焦慮的人再來聽鄭智化的那首《中產階級》，會不會特別有感觸——“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著麵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在台北的馬路上迷失了我的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