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前麵個別問題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下麵的結論：
心理機能的某些缺失——我們後麵將對這些共同特點進行討論——以及某些明顯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對此加以研究，就會發現，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確切的動機，或者說是由人們意識到的動機所決定的。
如果你要將某種行為歸於這些類別，它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一、它不能超出我們的判斷範圍，其表現出的特點必須在“正常的界線之內”。
二、它必須是一種持續時間很短的暫時性混亂。在此以前，我們的同一種心理機能必須是很準確的，或者說，我們在所有情況下都堅信自己能夠很準確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對我們的這一行為予以糾正，我們必須立刻認識到其糾正的正確性和自己的這一心理過程的錯誤。
三、如果我們完全知覺到了這種失誤，卻認識不到這種行為的動機所在，我們必須將它解釋為一種“粗心”，或將它作為一種“偶然”。
屬於這一類的行為包括：遺忘，自己明確意識到的失誤、讀誤、筆誤、過失行為和所謂的偶然行為。
我們對這種方式定義的這些心理過程的解釋，引起了我們對一係列極感興趣的問題的觀察。
如果我們否定這樣的觀點：部分心理機能是不能被人們的意識所解釋的，那麼我們就不能對心理生活中的決定論的範圍做出評價，無論在這個領域還是在其他領域，這種決定論的影響比我們想象的要深遠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學史學家梅爾在《維也納日報》的文章，列舉事例說明了他的觀點：人們不可能存心和隨意地生成一些無意義的言語或舉動。我早就發現，在要人們做出自由選擇的時候，一個人不可能毫無原因地生成一個數字或名字，對這種明顯存心生成的數字的研究——一個人在開玩笑的時候說出的一個數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動時生成的一個數字——表明：這些數字的出現也是由人們實際認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決定。我將簡單地討論一下人們對名字隨意選擇的例子，然後仔細地分析一個“不假思索地甩出”一個數字的例子。
一、在發表一篇文章時，我要準備一個女患者的病曆，這時我首先想到的是給這個患者取一個名字，當然選擇的範圍很廣。有些名字開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後是我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與此發音接近的名字。對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個名字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個名字——我頭腦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唯獨出現這一個名字，這個名字就是“杜拉”。
我捫心自問，這是由什麼決定的呢？誰叫杜拉？我本來想拋棄由此而來的一個思想——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實踐中有很好的自我訓練，我還是很堅定地指向這一思想，然後讓思緒由此展開。馬上，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一個很小的偶然事件，進入了我的腦海，這便是要尋找的決定因素。我在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寫給弗洛林？羅沙的一封信，我驚奇地問叫這個名字的是誰呢？我被告知我原認為叫杜拉的這個人實際上叫羅沙，但是，當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時候，不得不放棄這個真名字，因為，我的妹妹也叫“羅沙”。“可憐的人，”我遺憾地說：“她們甚至不能擁有自己的名字。”我現在回憶起來，在此之後，我沉默了片刻，然後靜靜地思考一些嚴肅的問題，這些很容易地進入了我的意識。第二天，當我要為這個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個名字的時候，出現的恰恰是“杜拉”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現。這種情況也與另一個主觀事件有固定的聯係，一個受雇於另一個家庭的家庭教師對我的這個患者的病情有決定性的影響，對她治療過程也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