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長久陶醉在這樣的錯覺中：我們用上述公式已解決了群體之謎。我們不可能回避此刻的、且令人不安的回憶，即我們實際所做的一切已經把問題轉換到催眠之謎上。關於催眠還有如此之多的問題有待澄清。現在，另一種反駁意見給我們展示了進一步的思路。
人們可能認為，我們在群體中觀察到的強烈的情緒聯係，足以解釋它們的特征之一——其成員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它們所有成員的反應具有相似性，可以說，它們降低到群體個人的水準。但是如果我們看待作為一個整體的群體，那麼一個群體向我們顯示的比這還要多。它的某些特征，如智力能力的微弱、缺乏情緒約束，不能節製和延遲，在表達情緒時傾向於越出每一限度，以及用動作把情緒完全發泄出來。這些以及相似的特征——我們在勒邦那裏看到了如此給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無誤地展示出這樣一幅圖畫：心理活動退回到正如我們毫不奇怪地在野蠻人或兒童那裏發現的那種早期階段。這種退回尤其是普通群體的本質特征，正如我們所知，在組織化的和人為的群體中，在很大程度上能製止這種退步。
這樣，個人隱秘的情緒衝動和智力行為太微弱以致靠它們本身則一事無成，就此要完全依賴於通過該群體的其他成員以相似方式進行重複而得到強化，我們對這樣的狀態印象深刻。我們記起的是，這些依賴現象有多少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組成部分，在這種社會中會發現創造性和個人勇氣是多麼的小，每個人是多麼地被像種族特性、階級偏見、公共輿論等形式顯示出來的群體心理態度所支配。當我們承認暗示的影響不是僅僅被領袖而且也被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施加的時候，這一影響就成為更大的謎了。我們必須指責自己曾不公正地強調了與領袖的關係以及太多地把相互暗示的其他因素置於次要地位。
在這種謙虛精神的鼓舞之後，我們將傾向於聽取另一種意見，它給我們允諾以更簡單的理由為基礎的解釋。在特羅特關於群居本能的一本富有見地的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解釋（1916年）。就這本書而言，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它沒有完全擺脫由最近的大戰所發泄的反感情緒。
特羅特把上麵描述的在群體中出現的心理現象追溯到一種群居本能。這種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動物種族一樣，也為人類所先天擁有。他說，這種群聚性從生物學上說類似於多細胞結構，並且仿佛是後者的延續。如果個人獨處，他會感到不安全。幼兒顯示出來的恐怖似乎已是這種群居本能的表現。與人群對立事實上就等於與它分離，因而人們憂慮地避免這種對立。但人群輕蔑任何新的或不尋常的東西。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種原始的東西——某種不能被分解的東西。
特羅特提供了他認為是原始本能的清單，如自我保存本能、營養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群居本能常常與其他本能相對立。罪惡感和責任感是群居性動物的特有方麵。特羅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於自我中的壓抑追溯到群居本能，並相應地把醫生在精神分析治療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這同樣的根源。言語的重要性就在於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傾向。個人彼此之間的認同主要依賴於這種傾向。
勒邦主要關心的是典型的短暫群體形式，麥獨孤關心穩定的群體聯係，而特羅特則選擇最一般化的群體形式——“政治動物”時人在這種群體中度過一生——作為他興趣的中心，他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群體形式的心理學根據。但是特羅特沒有必要去追蹤群居本能，因為他把它的特征描述為原始的和不可進一步還原的。他提到波裏靳？薩迪斯試圖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餘的。這是一種熟悉而又不令人滿意的解釋類型，而相反的命題——暗示感受性源出於群居本能——在我看來則似乎更進一步闡明了這一主題。
特羅特的敘述即使比其他人的更公正，但仍然麵臨這樣的反駁：它幾乎沒有說明群體中領袖的作用，而我們反而傾向於相反的判斷：如果忽視了領袖，則不可能把握住群體的性質。群居本能對於領袖全然不留有餘地，他幾乎純粹是偶然被扔進入群中的。由此得出，不存在從這種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通路，這個牧群是沒有牧人的。但除此之外，還可以從心理學上削弱特羅特觀點的基礎。這就是說，無論如何，可能的是群居本能不是不可還原的，它不像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樣原始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