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群居本能的個體發生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當幼兒獨處時所表現出的恐懼（特羅特宣稱這已經是這種本能的顯現），仍然更易於提出另一種解釋。這種恐懼與兒童的母親有關，往後則與其他熟悉的人有關，它是未滿足的願望的表達——兒童尚不知道除去把它轉變成焦慮之外以何種方式進行處理。當兒童獨處而感到恐懼時，看到任何任意的“人群成員”也不會感到安全，恰恰相反，這類“陌生人”的接近則會產生這種恐懼。於是，在兒童那裏長時間沒有什麼群居本能或群體感情的性質會被觀察到。在容納許多兒童的幼兒園中，這類東西起初是在兒童與他們父母的關係之外產生的，它的產生也是作為大兒童對小兒童的最初嫉妒做出的反應。大兒童肯定是嫉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開，使其離開父母，並剝奪其所有特權。但在麵臨著這個小兒童（像後來出生的所有兒童）像他本人一樣被父母所愛，結果是不可能在不損害他本人的情況下保持他的敵意態度時，他不得不把自己與其他兒童相認同。所以，在兒童群中就產生了共同的或群體的感情，然後在學校進一步發展。由這種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個要求是為了公正，為了同樣對待所有人。我們都知道，這種要求在學校是表現得多麼響亮和不能改變。如果一個人自己不能成為受寵者，那麼無論如何也沒有別人會成為受寵者。這種轉變即在幼兒園和教室裏群體感情取代嫉妒心，可能被認為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如果同樣的過程往後在其他環境中不能再次被觀察到的話。我們隻需想到這樣一群婦女和女孩，她們都以癡迷的方式愛著一位歌星或鋼琴演奏家，當他表演結束後她們緊緊圍著他。她們每個人肯定容易嫉妒其他的人，但是當麵對她們的成員以及結果不可能達到她們愛的目的時，她們放棄了這種嫉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頭發，而是以聯合的群體去行動，用她們共同的行動對她們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高興地分享他的幾絲飄垂的頭發。原先她們是競爭的對手，現在通過對同一對象相似的愛而成功地把自己與其他人認同。當一種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樣能達到各種結果時，我們毫不奇怪：使這種結果產生某種程度的滿足的可能性，而某種其他的結果——本身是更明顯的，則由於生活環境阻止達到任何這樣的滿足而被放過了。
後來在社會中以“群體精神”等形式出現的東西，與它從原先的嫉妒衍生出來並不相悖。沒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樣的，並擁有同樣的東西。社會公正意味著，我們自己否認了許多東西，以至於別人也同這些東西無關，或者也許不能要求這些東西——這都是一回事。這種對平等的要求是社會良心和責任感的根源。它也在梅毒患者擔心傳染給他人中出乎意料地顯示出來，對此精神分析已教給我們怎樣理解。這些可憐的不幸者表現出來的擔心，與他們強烈抵抗要傳染給他人的潛意識願望是相一致的。為什麼單單他們被感染並如此這樣地被隔離？為什麼其他人不被感染這種病？在所羅門有關公正的故事中可發現這同樣的萌芽。如果一個婦人的孩子死了，那麼其他婦人的孩子也活不成。這個喪子的婦人顯然具有這種願望。
這樣，社會感情的基礎是，起初是敵意的感情反轉成認同性質的肯定色彩的聯係。在迄今我們能追蹤的各種事件的過程中，這種反轉似乎在與群體外的一個人有共同的情感聯係的影響下出現。我們並不認為對認同作用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此刻的目的來說，我們隻要回想這樣一個特征就夠了，即一致實行平等這一要求。在討論兩種人為的群體——教會和軍隊中已經得知，它們必要的先決條件是，它們所有成員應該得到一個人即領袖的同樣的愛。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群體中平等的要求隻適用於其成員，而不適用於領袖。所有成員必須是彼此平等的，但他們都想到被一個人所統治。許多平等的人能使他們彼此認同，一個單個的人優越於他們所有的人——這就是我們在能持續存在的群體中所發現的境況。現在，讓我們大膽地糾正特羅特的這一斷言：人是群居動物，而堅持認為，人不過是個部落動物——由一個首領支配的部落中的個體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