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的則是另一條記者之路。他在十多年的采訪生涯中，幾乎跑遍了整個國統區。他廣泛而有計劃地報道了若幹領域（石油、機械、化工）的實業家的艱苦勞作，按照三軌並行（一軌寫實業後的國計民生大背景，一軌具體寫實業，一軌寫幹實業的人）的原則，使自己的采訪形成為一個嚴密而周詳的係統。他特別敬仰那些學者型的實業家，訪問前要盡可能看完對方的全部著作，采訪中單刀直入，頭一句話就觸到對方正在做的事情。對方驚訝他的誠懇和他的功夫，大多和他保持了終生友誼。父親還在這種充滿友誼的氣氛中，為黨做了一些統戰工作。
父母都成了名，但並不孤立。當時《大公報》內外有許多記者都幹得十分出色，並各有特色。比如範長江、徐鑄成、蕭乾、楊剛、浦熙修、趙超構、陸詒、孟秋江……這種從新聞界“爆”出的文化現象，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我把目光凝聚在骨灰牆上。人生經曆真是不能預料，他倆的後半生一晃即逝。曆史和後人能夠記住他們的，僅是他們的前半生。那是一個風雲際會的年月，更是一個嚴峻和艱苦的時代。父親挨過國民黨的抓，母親敢於麵對麵和國民黨上層人物“鬥”口舌。他們勇敢“向前看”，就果真“看”出了結果。與他倆同期的那一批記者，大多也都入列——進入到自己應該占有的曆史位置。
金克木先生對我說過：“你母親是個作家（詩人）型記者，你父親則是學者型記者。”金先生是在閑聊中評說的，卻頓時揭開我久久迷漫著的心理迷霧。我曾用心研究過母親，也涉及到對父親資料的占有。我很想以一個“後（來的文化）人”的角度，寫一部《大公報暢想》。把父親的研究功夫用在前邊，然後用母親那種隨意的筆觸揮灑開來。我實在敬仰三四十年代的那批記者，他們年輕時很勇敢很靈巧地那麼“一機靈”、“一奮鬥”，結果就出來了，一批人紛紛入列——入到曆史之列。所以，我作為這個係列集體的一名後人，也時常思考如何才能繼承他們最寶貴的精神遺產？
三思後我認為，似乎就是要在自己還有勁頭、同時外界也給這種勁頭以可能的時候，更加“一機靈”更加“一奮鬥”，好讓青壯年的年華迸發出屬於曆史的寶貴光芒！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那麼國家和民族的事業就會大成，人們也紛紛入列——同樣是入曆史之列。這樣，豈不是一切都太美好了？我為之高興得不知所措。對比之下，世俗的金錢、級別、房產什麼的，就實在沒多大意思了。
大寫的人的後代，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竭盡一切努力，使自己也成為大寫的人。實現大寫，是有經驗和條件的。前輩的經驗值得後輩借鑒，但由於條件不同，未必能在同一個環境“出來”。這無影響，隻要努力到了，也就算是完成了“大寫”。
我每去一次東外外牆，歸來就要做一次“大寫”的夢。直到如今，這夢也還沒醒。
東外外牆，不僅是我父母一輩人的歸宿，也是我這輩兒人的最終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