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離開了人世，我不免有些孤獨，常常想念自己的來處，自己的老家。父母早年當記者，幾年就搬一次家，或者一年就搬幾次家。像抗日戰爭到重慶，日本轟炸一次就搬一回，一點點由城市外圍搬向市中心，最後我出世了，家也安定了，好像此後日本也沒再炸，家也沒再搬。不久前我去了重慶，那所房子居然還在。
解放後，父母定居北京，除了“文革”那些年，其他時間基本在市區，不過從東城搬到了西城。最後，他倆先後又從西城搬到八寶山。是母親先搬去的，搬進革命公墓的西十三室，八年後父親跟了去，考慮到要有個永久歸宿，便把母親遷出來，一塊兒上了（骨灰）牆。在早，牆是個鬆快的地界，逝者都不願挨那個風吹日曬；可如今已經人擠人，層層隊隊，密密麻麻了。很難再找方向和層次同佳之所，幾經權衡，就找了新開辟的位置——東外外牆。於是，這兒就成了我最新的老家。
我時常來，但說不準什麼時候來。每年清明那幾天我絕不湊熱鬧。經常是遇到八寶山有活動（比如舉行某某人的葬儀）時，我稍微早到半小時，先進公墓緬懷一陣兒，就算盡了心。
我從不宿命，但麵對這樣的一個事實——母親在七十三歲去世，父親又在八十四歲去世，隻能長久無言。他倆如今一切畫上了句號，已然入列。
他倆相識於《中學生》雜誌，一南一北通過投稿而開始通信。一位在春節去到蘇州看另一位，帶去幾串北平的糖葫蘆，車廂溫度高，北邊這位的手就一直伸出車廂。這引得南邊這位芳心一動——他們結合了，成為後來的我的父親和母親。
母親年輕時很有文學天分，曾在蘇州“振華女中”參加《中學生》的全國命題征文。兩年三投皆中，第一次得第二，後兩次得第一。到北平上大學隻讀了半年就毅然退學，住在單身女子公寓，當起“文學單幹戶”，以稿費為生。這顯然是很艱難，但她幹得虎虎有生氣，《中學生》發表過萬字長文《子岡論》，評價這個二十剛出頭的“公寓作家”。不久，抗戰烽火驟起，她再也無法安心去寫“公寓文學”，遂進入《大公報》當了記者。
父親出身北平一個中產家庭，高中一畢業就跑到南京勤工儉學，利用這點收入進入金陵大學專修農林。實習時，曾去隴海鐵路兩側的農場和林場做畢業論文。論文都是從很現實的問題出發，帶有研究意味，思路清楚，文筆紮實。將畢業時，《大公報》發現了他，要他“一畢業就進報館”。
《大公報》老板對記者頗“放任自流”，隻要大方針不違背報社宗旨，隻要不給報社捅婁子，盡管撒開手幹。幹好了提職加薪，幹不好卷鋪蓋走人。
母親是做政治和文化新聞采訪，兼寫一點社會新聞。她曾對“陪都”民生百態做了真實描繪，但重慶的新聞檢查厲害，於是她就把這些篇章寄到桂林《大公報》發表，後來新聞界稱之為“重慶百箋”。還有一篇《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那是在1945年的重慶九龍坡機場，一百多名中外記者都在“搶”共產黨領袖來渝參與重慶談判的“鏡頭”。母親憑著一顆地下共產黨員的熾熱心情，憑著她那支生花妙筆，直覺地寫出毛“像一名來自鄉野的書生”，更跟蹤到張治中家的客廳，披露出毛“不習慣那裏的廣漆地板，不小心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