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公報》的孩子
在將近退休的年紀，時常在心底冒出這樣的問題：“我是誰？我來到世上走了這一遭，又究竟是誰呢？”當來到2002，當我踏上香港的土地，來到軒尼詩道上的香港《大公報》的時候，我心中更冒出這個問題：“我究竟是誰呢？我怎麼會給它寫了這些年的稿子呢？”
此際，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但此前我給這家報紙寫稿已有近二十年時間了。我，是跟著父母的後邊給它寫稿的。至於我父母，他倆本來就是老《大公報》的人，隻不過《大公報》的老根兒並不在香港而在大陸……我父母青年時期進入重慶《大公報》，當時正在抗戰，一於八年；此後去了北平，又幹到新國家的建立。後來，我父母轉移別的單位，這張報紙也一度停刊，惟獨在香港它堅持了下來。在我母親晚年病重之時，是香港《大公報》的費彝民老總，派人把一輛很講究的輪椅送到北京我們家中，讓母親在最後歲月之中獲得了一些安逸……
如今，我成為一名職業的寫手了。父母作為一代的名記者，當然更是職業的寫手。我對父母寫作上的特征，卻是從他們的老朋友處得到的。十多年前，北京大學的金克木教授就當麵指點過我：“你父親是個學者型的記者，他采訪過許多而且是很大的民族資本家，一寫就是八幹、一萬字，占報紙大半個版；你母親呢，則是詩人作家型的記者，今天學她的年輕記者很多，對你父親似乎是忽略了……”蕭乾先生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我父親三四十年代寫的那些經濟通訊，其中既有大民族資本家的形象，同時就事件本身來說，也是那個時期金融資本活動的明證。我這麼一聽，立刻回想自己寫作的曆程——前期比較注意抒情，因而和母親比較接近；後來進入到梨園深處，以學術觀察世界的時候多了，就覺得和父親靠近了。上海的音樂家陳鋼說自己有三隻耳朵，巧了，我還在上海出版過一本《第三隻耳朵》的書，我也是讚成多一隻耳朵的。但我的說法與他不盡相同，我是希望一隻耳朵能夠聽清作家的聲音，第二隻能夠懂得學者的聲音，第三隻呢，最好能夠學會理解記者的聲音。我整個的後半生，泡在北京的文化藝術界中，可以說是采取了“騎牆主義”，寫的東西不算少，基本的路數有二，一是往作家靠，再一就是往學者靠。這樣一左一右了大半生，臨近退休了，仍然感到不滿足，還想再靠向第三方——記者。我為自己一輩子沒當過一天記者而遺憾。記得幼年時節，第一位目標就是當記者，誰知道高一時碰上了整風反右，父母雙雙落網。就憑我這出身，在那個年月隻能徹底死心。一直到“文革”結束，我的好日子這才到來。我回到北京，是中國京劇院把我調回來的，我不能忘恩，就好好幹京劇吧。結果上去了就下不來，就遊蕩著研究了梅蘭芳文化現象直到如今。我很快就退休了，贏得了自由，今後的時間是我自己的，想幹什麼幹什麼。我曾試探著給《北京青年報》幹過幾次，深入北京城改的第一線采訪了幾次，回來寫了一組連載文章。今後呢？我是否把這“兼職記者”的活動範疇再擴大呢？我眼光對準了香港《大公報》，那是我的老家，我也給他們寫了十多年的散稿，今後是否能寫得更多也更像記者的稿子呢？
《大公報》是一家有百年曆史的報紙，如今地點在香港，表達方式和國內不同。也正因為如此，我或許反而能寫出一些適合它的文章來。原因很簡單——我是《大公報》的孩子啊。我這樣說，大概有人會反駁我：“你沒在報社幹過一天，能說清《大公報》是怎麼回事嗎？”的確，若真問我《大公報》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幾個曆史階段又是什麼？——對此，我還真可能說不全。其實，我對流行著的某些看法還未必都讚成。是我狂了麼？我怎麼敢說這樣的話？因為我畢竟在《大公報》那一群老記者的俯視下生活過好幾十年，除了我父母，還和至少三五位前輩有過不淺的忘年交。我聽過不少他們之間下意識的談話。雖然是閑談，但越是這樣的無意，反而可能越發的真實和深刻。
記得母親說過，報社老板“不太管”記者，就讓記者滿世界去跑。等跑上一個時期了，所有的記者就會形成對比——有成績的提職加薪水，沒成績的臉上自然不好看，要是再不努力，都不用老板發話，自己就卷鋪蓋走人吧。這不是很好麼，也可以叫作“無為而治”吧。讓記者以工作實績說話，這比什麼都好。再一個我以為是經驗的東西，就是很注意培養記者在讀者中的威信。許多讀者就是為了看某某記者的文章而長期訂閱的。這恐怕在今天報紙中是做不到的。我說這話武斷了，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足球世界杯的宣傳文章中我才聽說，《大公報》的這一經驗，已經在國內若幹家體育報紙實現了。他們努力培養自己的記者，也用重金去“挖”其他報紙的名記者。
我覺得自己能有這樣一種“三三製（作家、學者、記者各占三分之一）”的思路，這本身就是一種自覺，三個“三分之一”相加，是會大於一個“一”的；同時也知道在我的餘生中，哪些事情是值得幹的，哪些事情則是不太值得幹的，還有哪些事情雖然很誘人，卻是根本無須搭理的。還可以再多說兩句：為什麼這樣喜歡這個“三”呢？因為“三點（成）一（個）麵”，有“三”就有了穩定，有“三”也就有了退路，不聞“狡兔三窟”的說法麼？如果隻有“二”，那容易非此即彼，容易陷進思想和行動上的誤區，遠不如“三”給人帶來的瀟灑和自由。
再說一句：我還是《大公報》的孩子！如今到了香港的軒尼詩道，就有了一種回家的感覺；當然，作為職業寫手更重要的家，還應該在大陸，在生我養我的那塊土地之上！
你是這樣的人——憶張季鸞前輩
作為《大公報》的後人，沒有不知道與不尊敬張先生的。但非常可惜，幾十年來我從沒讀過張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沒有。一是無從讀起，大陸從沒出版過他的文集；二是覺得新聞報紙的社評文章，隻有共性而無個性，即使再高明，隻要時代前進了，又如何能影響後人呢？最近卻非常幸運，在《大公報》成立一百零五周年的時刻，出版了張先生的《人民與政府》一書，這讓我不僅讀到了那著名的“三罵”：罵吳佩孚的《跌霸》、罵汪精衛的《嗚呼領袖欲之罪惡》、罵蔣介石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真讓我大驚：報紙社評還能有這樣的寫法）；同時更了解到張先生平時的工作狀態：每晚九點就在報社看小樣與各種電訊，到午夜再看報紙的大樣，最後動筆寫社評時，就能實現兩個清楚：一是對報紙表達的外部世界清楚，二是對自己報紙的態度也同樣清楚。於是就自然胸有成竹。他每寫一段，就拿到車間排一段，等文章寫成，整個社評也就排好了。他總是後半夜兩三點鍾才能回到家，晚的時候甚至就天亮了。多年如一日的連軸轉，嚴重損害了他的身體，去世時年僅五十四歲。書的最後附錄了季鸞夫人回憶他的文章，其中說“季鸞先生晚年的心境”如何如何，不足五十四歲就稱進入晚年，也太讓讀者感到不堪了吧？季鸞夫人如此地回憶夫君，也太讓人感到淒婉了。張先生有一個基本的思想：文章報國。這樣的話在今天很少聽到了。如果說還有的話，首先也是指大作家大學者，其文章必須充滿個性與學識，似乎隻有這樣的文字才能達到時代的最高峰，才能報國也才能不朽。今天很少說新聞記者認為自己的文字也能報國，尤其是社評，因為它不屬於個人，甚至都不署作者名字，隻代表報社的一種態度。今天某件事一個態度，明天換個事又一種態度，態度對不對都很難說，誰還計較這樣的文字是否能留傳後世呢？國家製定政策時，難道還到報紙上查閱一下你的社評麼？王芸生回憶張先生時，講過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張先生的最後時期，王經常利用星期六去張先生養病的地方看他。這時張的身體已很不好了，但還經常想著如何寫社評的事。一次，他忽然從病床上坐了起來，要王當天就寫一篇題為“我們正在割稻子”的社評！大意是這樣的：因為敵人的飛機近日總來重慶轟炸，弄得我們很被動。（我父母那時也在《大公報》中供職，一遇轟炸，也隻好鑽防空洞躲避。母親為了珍惜時間，就在防空洞的油燈下閱讀蘇俄的小說，以提高寫文章的筆法）而張先生此際興奮地說：你日寇隻能炸我們少數的城市，對農村你們就沒辦法了，而我們正在割稻子，你能炸得過來麼？我們有了稻子，就有了對付乃至戰勝你們的辦法啦……這番話說得王芸生非常興奮，這是多麼通俗又多麼雄辯的道理！在這樣一位瘦小病弱的身軀裏邊，怎麼能有這樣大的爆發力呢？王芸生回去就寫了這篇社評，也果然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事實上，我從父母一輩的老大公報人那裏，也得知張先生並不總是這樣亢奮的，他的人緣特好。細語微言中長存大意。即使是能經常見到他的後輩，也總是每回遇到之後再一咀嚼，都能從他的言談語吐之中學到東西。唱戲的人講究唱腔要能“掛味”，他張先生的言談語吐於是就很能“掛人兒”，甚至連他晚年時候，《大公報》的大姑娘小媳婦們都很樂於談到張先生的一言一行。
這才是重要的補充。有了這一側麵，張先生的性格才全麵了，他是一個完整的人，他的為人與為文才達到空前的統一。回過頭來再看今天的新聞界，尤其是寫社評的一些朋友（我認識他們中的一些人）。估計他們也與我相似，大約他們此前也是沒怎麼讀過張先生的。如果今天能夠補上這一課的話，我相信他們也會希望讓自己能有一個轉變：讓自己的為人與為文盡量統一起來，好讓自己的社評也更能“報國”。我想，這是一個善良而又有號召力的願望，讓我們互相勉勵吧！
報格與人格——憶王芸前輩
對王芸老（這是五十年代原《大公報》人內部對他的稱呼），我是見過的。那時我父母剛買了房子搬了家，他來祝賀，先在南屋吃飯，又到北屋談話。遇到我奶奶（一個小腳老太太），態度非常尊敬。所有的這些，都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記憶中。當然，過不久就接觸不多了。反右中，他同樣也說了錯話，但沒戴帽子，聽說是毛主席親自保了他。他很順當地活過了“文革”，晚年在中日改善關係的外交活動中也起到作用。早就聽說他搞中日關係的研究，出版過好大好大的一本書。
五年前，北京舉辦《大公報》百年誕辰展覽，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我參觀時，發現母親當年寫了《毛澤東先生到重慶》一文的影印本，文章的一側是《大公報》當天的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篇幅與母親文章的長短差不多。最近，讀了王芸老的大作《做一個現實的夢》，其中就收了這篇社評。再深入一看，社評前邊還有一篇《讀蔣主席再致延安電》。原來，在毛澤東決定去重慶之前，蔣曾三次給毛發電報邀請。而毛則提出朱德總司令剛給重慶回了一電，毛則要重慶對朱德電報表示態度後再予以考慮答複。這才是我們過去不太曉得的“內情”。其時，蔣是非常殷勤要毛去重慶，三次發電報，以此在全國人民麵前騙取威望。而王芸老執政的《大公報》，偏偏就哪壺不開提哪壺，時常利用大公報社評的威望，悄悄幫共產黨一把。今天看來，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還可以說說王芸老的脾氣，這一點與家母是很相像的，家母曾在孔祥熙召開的一次新聞招待會上，刺過這孔院長一次。事情是這樣的，孔曾為推進新生活運動而鼓吹一種叫“維他餅”的代食品，其實它是用糠菜製作的，很難下咽。在座的新聞記者，都很煩這位誇誇其談的孔院長，但也沒人敢於公開頂撞。母親實在忍不住了，就站起來質問：“請孔院長看看在座的新聞界同人，一個個麵帶菜色，獨有孔院長麵色紅潤，是否是服用維他餅的結果？”孔被母親諷刺一番，最後下不了台，隻能自我嘲笑，打著哈哈說“散會，散會”就此下台。而作為《大公報》總編輯的王芸生，有一次去參加國民黨政府的軍事發布會，一位少將發言人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敢公開戰場失利的敗局，大家敢怒而不敢言，惟獨王芸老拍案而起：“這成什麼體統？抗個什麼戰？機個什麼密？簡直氣死人啦！走！大家都走！各位同業跟我走啦——散啦！”於是他就宣布這場發布會到此結束！事後大家都說，也隻有王芸老能有這麼大的脾氣。事實是王的人格在了，《大公報》的報格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