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記得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聽說王芸老初進大公報時，是張季鸞提議報端開辟一個談中國與日本之關係的專欄，由王擔任主編。王接受了，此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讀者也很需要知道中國與日本到底是什麼關係。於是，這一連載就促成了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編寫成功，這也成為王芸老前半生的一項力作。直到他在“文革”中挨批的時候，中日恢複邦交的工作正在進行，中國政府要想了解有關事實，也仍然依據王芸生半世紀前編寫的書。隨後，是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之後，又指示周恩來尋找王芸生參加接待活動。周抓住這個機遇，終於尋找到並安排了王芸生的複出。複出之後，情況依然艱難，王便把精力集中在對《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修訂之上。他爭分奪秒地工作，終於看到凝結畢生心血之八卷本的出版。回想這部巨著的曆史命運，讓人聯想頗多。它是《大公報》報格的集中顯現，也突出了王芸老的人格。試想梳理中日之間的曆史糾葛，本來應是史學界的任務。但日本侵略中國，中國要奮起反抗，除了拿起刀槍，也應該並能夠以曆史為武器，這任務恰恰曆史地落在了王芸老的肩頭。他勇敢地給予承擔，當年適時更卓越地完成了任務。沒想到的，是在其晚年又重新進行了修訂。因受到當時各種條件的限製，他不便參加更重要的工作，於是他便投入了修訂，為恢複中日邦交的新任務而貢獻力量。我想，一位新聞人能夠有這樣的曆史機遇是不容易的。誠然這需要上天的賜予，同時也更在本人的努力與爭取。王芸老二者都兼顧到了，於是這位《大公報》曆史上的“大公王”，也就足以笑對曆史而不朽了。
在[六指]中聽相聲——憶蕭乾前輩
對於蕭乾，我一向自認為太熟太熟的了；如今讀過《大公報》出版社編輯出版的《1940年歐戰稗史》，卻忽然覺得過去知道得太膚淺太單一！
我認識他是從“文革”前的六十年代，直到“文革”後的八十年代，都是他最倒黴的時期。記憶中，他居住在一條六指般的小胡同中。“六指胡同”在東四十二條胡同的北段，一條特別細小的胡同，蕭老跟夫人文潔若，還有他們的親戚（三姐）與孩子，就擁擠住在三間小破屋中，其中為首的一間，還是利用填塞了小院大門後改建成的。真人間少見的慘！我父母跟他交往半個多世紀，從老《大公報》編輯“大公園”的時候就開始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二十歲，八十年代我四十歲，都處在我人生最閑的時候。前者是閑於沒工作，想找又找不到；後者是終於回到了中國京劇院，事業剛開始，自己忙於也苦於到處找“路”的時期。由於蕭家太擁擠，所以經常是蕭老來找我爸。他習慣坐定了就吸鼻煙，鼻子下邊黃黃的。
蕭的服裝的確不氣派，可他的思想挺氣派。他在二戰中采訪英國，留下不少名篇。他是翻譯家，夫婦倆一合作，天下無敵。他能寫小說，長篇短篇都行。他喜歡寫北京懷舊的文章，非常有味。他這輩子可沒少折騰，可他意誌頑強，從來也沒被壓垮過。他跟巴金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倆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巴金是筆直的劍，寧折不彎。蕭老則是柔韌的九節鞭，你硬的過來自己就變軟，一軟就能軟化掉千鈞力。這九節鋼鞭又從何而來呢？蕭老主要的辦法就是聽相聲。他聽的段子很古老，但聽時的意念很新穎。他有新文學的底子，也有西方古典音樂的底子。這一點很奇怪，用最洋的去“整治”並“統率”最古老的，結果蕭老在聽相聲時就別具一格。蕭老得到解放和外界的承認比我父母早，因此居住條件也一次次得到改善。當他還住“六指”的時候，有時外賓要找他。他說，願意來就來吧。於是外賓大驚訝，領導上就主動幫他找房子。於是他先搬家到天壇南裏的三居室。沒兩三年，又搬家到阜興門外大街的二十一號樓。馬路對麵的二十二號樓名聲很大，許多民主人士都住在那兒。汽車來往也非常多。而馬路這邊的二十一樓，多住了平民百姓，蕭老非常知足。他多次對鼓動他再搬家的朋友說：“我夠了，也知足了，我再不想搬家了。我現在的家已足夠大，我擺下的攤子已經不少。如果再搬家，如果擺的攤子再多再大，那就徹底地糟糕了……”我發現，從“六指”直到這四居室的二十一號樓，房子麵積大了好幾倍，但蕭老的精神狀態依然沒變。他習慣每天定時聽相聲，讓自己在俗文化中好好樂一樂，使精神徹底消閑，然後從俗文化中奮筆寫他的自傳。
一次我在政協禮堂中遇到他，他先問過我父母的身體，然後就換了話題：“我發現你最近文章不少，有大也有小，是怎麼寫的？”我覺得奇怪，隻好照實回答：“都是各自構思好了再個別寫出的……”他這時要離開禮堂，我從電梯中送他下去。他貼近我的身體，又小聲說道：“告訴你一個竅門：我現在應付各種約稿，實在是頭疼得很。約稿有大的稿子，也有小的稿子，本來不打算寫的，有時又因各種關係，不答應下來還真不行。於是，我隻能統一籌劃，預先搞一個詳細提綱，讓大的段落中包含小的段落。等一次寫完後，我去複印，把大段的給大刊物，小段的給小報紙。這樣，大大小小的就全解決了。這樣做，也是搞過報紙的人才能掌握的本領。當然你現在好辦了，你使用電腦——把長稿一次打完後，再分割成短稿分別投寄報紙，就相當方便了……處理分割大小文章時，最好能讓思想鬆弛下來，無目的地聽聽相聲，或者聽聽古典音樂，就能從不費神中獲得啟發……”
對我仍然是謎——憶楊剛前輩
楊剛，前《大公報》著名記者，對我來說一直是謎。她的名字雖然男性化，其實是女性，比我母親大九歲，是更早的革命者兼記者。母親曾這樣說她：她怎麼能那麼抽煙！一寫政論大文章就非得抽兩盒三盒！母親也不是不抽煙，但往往是寫單篇文章最“艱苦”的時候，抽上兩根三根，等“艱苦”過去了，煙也就撒手了。但楊剛不肯！她太像男性了！她非常能思索，一思索就非常艱苦，也非常能辯論，而且不把問題說透絕不罷休。她想到哪裏就做到哪裏。她是先參加西方教會，信仰了基督，後來接觸了共產黨，才放棄基督，當了共產黨。參加黨之後，一度身體不好，下級組織負責人嫌她工作不力，批評她而她不接受，兩人說得激動起來，她又一怒而退黨。過了若幹年，她在幾位堅定的老黨員的介紹下重新入黨。她目光遠大，時常雄視世界。抗戰中她曾在北平好好“做”著新聞，忽然冒出來想去了解一下美國，於是說去就去了。後又聽說國民黨方麵堅持一條：凡出國者必須先受訓，她又不肯去了——自己本來就看不起國民黨，憑什麼還受它的訓？但《大公報》老板給她弄來一張蔣介石的手諭：宣布她出國可以不必受訓，這樣她才肯去。在美國，原本享受著免費學習的機會，可後來又碰到一個下基層調查的機遇，她覺得難得，就參加進去，並且因此寫出非常優秀的係列文章。等解放戰爭接近尾聲，她又從美國回來了，回來後重新進入《大公報》，但這次不是想當什麼或想寫什麼，而是代表黨去影響報社的最高層向左轉，轉向即將成立的新中國。解放之初，她先擔任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後又被周總理調入自己的辦公室，擔任主任秘書的職務。雖然同是《大公報》的女記者，卻走的道路不同，我母親是老老實實做著記者，楊剛則是轟轟烈烈幹著政治。這，是我後來讀了關於楊剛傳記後就更能想明白的一點。
至今還弄不明白的則是：關於她任何的傳記或資料，都從沒正麵談到她的家庭與丈夫。作為女性，不談這個怎麼可以？1957年時，我父母與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全身心參加了運動，最後被忽然打倒。她楊剛送外賓時卻忽然撞了車，造成腦震蕩，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反右評論的次日，她發表了《請讓我也說幾句氣憤的話吧》的詩作。不久，又因丟失了一件重要的筆記本而自殺家中。一切是那麼蹊蹺——她死於正從整風轉向反右的關鍵時刻。隨後對她這個共產黨員之死，卻又糊裏糊塗地不了而了。三十多年之後，我父母也都經磨曆劫最終辭世，骨灰先後進入了八寶山革命公墓；而我的祖父，一個非常普通的工商業者，死於五十年代中期，土葬在旁邊的八寶山人民公墓。某年清明，我先去革命公墓看過父母，又繞路去人民公墓看望祖父。就在進入人民公墓的大門時，猛然發現大門一側的拐彎處，立著一塊非常不醒目的墓碑。上邊寫著“楊剛之墓”。我愣住了，看那墓碑滿身塵土，估計也不是最近一兩年才樹立在那裏的了。我久久佇立著，心想您楊阿姨幸虧走得早，否則不會讓您就這麼容易安然的。《大公報》最近出版的七本記者的文集，別人談自己與報社的關係很多；惟獨您的曆史中的急流太多也似乎太隨意，但您解放後最後的這一筆，似乎至今也沒有結論。1957年您之去世，結論應該是相當“寬厚”的，沒有被說成是畏罪自殺，但到底給做成一個什麼結論，我那時年紀太小不便打聽，事後想再打聽也無從得知了。總之，以楊阿姨的才幹與脾氣，本來是應該當男子的，要麼轟轟烈烈頂天立地，要麼就索性徹底犧牲，總不至於像今天這樣不明不白。最近忽然動了研究大公報的興致，於是這問題也就成為我無處索解的一樁遺憾。
不帶帽徽的軍人——憶朱啟平前輩
1957年後，我們家多了一位“朱叔叔”，他很神氣，一身綠軍裝，騎輛輕捷的自行車，車把上經常挎了一大條豬肉。進院來先把豬肉交給老保姆，囑咐“白煮。中午就吃，蘸醬油，加一點點辣椒。”隨後進屋與我爸我媽長談。等吃中飯時，他又主動擔當“司刀”之職，蘇州籍貫的母親非常歡迎白肉，更喜歡朱叔叔豪爽的性格。
後來過了許久，我才意外知道他也被打成右派，曾發配到北大荒勞動過，但他努力勞動，等他最後也看不到出路時，便托人把手表帶給北京的妻子。這是何意？難道是西方人“訣別”的意思麼？也正是這個不一般的行為，讓我由衷地喜歡並敬佩上了他。大約也就是他最最艱苦的時候，上級忽然通知他參軍，到張家口部隊裏教英文。這讓其他右派羨慕得了不得。後來部隊移防洛陽，他也跟著去了洛陽。但不時能回北京探親。他年紀比我父母小許多，本不是同一輩的記者，但他由衷尊敬我父母，時間久了，我父母投桃報李，以情還情。當時母親將病未病，忽然某次從報紙上讀到他的新作《訪戴高樂將軍墓》，母親翻來覆去，看了不止十遍。後給他寫信稱讚，說“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文章的確動人，像戴高樂那樣驚天動地的人，歸去後的喪葬竟如此簡樸，這麼做的效果是非常震撼中國人的。母親還說，1945年，當日本人向盟軍投降時，朱恰好受《大公報》之委派，登上那艘密蘇裏號巡洋艦，觀看日軍將領如何向同盟國方麵簽署投降書。朱看完了全部儀式，低頭一看手表：恰好是9點18分！他立刻想起那個屈辱的9月18日！於是一種偉大的民族感情升起，寫下了傳誦一時的《落日》。“日”在這裏是象征“日本”，巧合中又有必然。於是這個名篇既含有偶然因素，同時又很必然地產生了。這不是依靠個人才華就能寫出來的，是時代先要發展到這個關口，隨後是參與了這個曆史時刻的人，才能感受到並且寫出來。母親說：到巡洋艦上的記者非常之多，為什麼別人不成，而惟獨朱啟平寫成了呢？母親還說，表麵上記者到處跑，好像很自由；可實際上記者一輩子能夠碰到的大機遇很有限。如果你能抓住一次半次，你就拔身而出了。如果你遇不到，或者遇到而不抓，那這輩子也就“白活了”。我聽了很動容，更很驚心。
慢慢的，父母從朋友處了解到他能從東北直接進入軍隊的奧秘：首先，確實是部隊急需能教英文的教員；其次，是廖承誌同誌的推薦。廖一方麵是共產黨員，同時他也越來越顯現出其家庭背景的作用。這作用往往是共產黨方麵不自覺地感受到了，並要廖努力在這方麵多多顯現。於是這才有了廖個人意誌之體現。而介紹朱進入部隊，恰恰是兩個因素碰到了一起——首先是部隊需要，其次是“合適的人”之舉薦。二者融會貫通，最終形成了最佳結果。朱叔叔有一位溫婉的妻子，與四個膚色黑黑的兒子。他的家庭非常和睦，這是北京一般知識分子家庭所羨慕的。四位棒小夥在北京找工作，如同其他知識分子家庭一樣成了問題。但不久朱突然調進了香港《大公報》，夫婦倆走了，並且在那邊工作起來。不久，四個兒子因為是在香港出生的，這在香港戶籍上有記錄。就僅僅因為這一筆，四個兒子就很順利考入香港乃至是美國的大學。於是整個朱家就在北京“蒸發”，而進入了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