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一愣，“我打算幹什麼？眼下還說不準。這些年帶劇團走了不少地方，國家那麼大，走也走不完。東南、東北去得比較多，西邊去得就少了。西藏地勢高，空氣稀薄，恐怕有困難。新疆是我一直想去的，可能今年秋天要去一趟。不過現在還不知道能不能去得成。這些年在北京整天的忙，事兒是一個跟著一個。有很多的事兒，都是在頭一天晚上才知道的。有時候，一天當中會有幾檔子事兒，有的和我有些關係，我當然也有興趣。另外不少事兒，和我沒多大關係，可和咱們梨園有點關係，我似乎應該打點起精神，去參加那類事兒。還有，就是純粹場麵上的事兒，我是真不想參加；可再一想，以往每當辦咱們的事兒時，也有許多外邊的人來站腳助威，人家圖什麼呢？輪到人家有事兒時，咱們不也得推出個人兒來，去幫幫人家的場麵不是？要是咱們這個不去，那個也不去，以後咱們梨園豈不就孤立了麼？”
蓋叫天聽了，半晌無言。好久好久他才又說話：“這種差使，真應該換個人幹幹，找那些藝術上沒東西的人去幹。您最好別幹，因為您是梅蘭芳，全中國不就隻有一個梅蘭芳嗎？”頓了一下，蓋又說：“其實呢，我有時也挺羨慕您，羨慕得要死——您高高在上，哪兒都有您，哪兒都不能缺您，誰不願意自己能多幾分光和熱呢？可今兒聽您這麼一說，我忽然又悟出了一個道理，像您這樣的人，首先得為您自個兒活著！這不是自私自利，因為您創造的梅派，並不是您家裏的桌子、椅子、板凳，更不是您在銀行裏的折子（存折）；它屬於戲班，它屬於梨園，甚至可以說屬於整個社會。可您能把您創造出的東西，都丁是丁、卯是卯地說個一清二楚嗎？大概您不能，您這大半輩子是摸索著過來的。您得趁您腦子還好使的時候，及時把這個過程‘縷’上一‘縷’。要是您現在不‘縷’，將來恐怕就沒人能‘縷’了……我這不算是嚇唬人吧？”
長久的無言。倆人向前走出好遠、好遠。是梅蘭芳轉換了話題：“說說您自己吧，這些年還行嗎？”
“什麼叫‘行’？什麼又叫‘不行’？有吃有喝有工資，比舊社會強了不知多少倍。可有一條，一搞‘戲曲改革’，就把我的《惡虎村》、《洗浮山》給開銷了，一下子去了我好幾出戲。我為這幾出戲花費了多少功夫，誰知道？觀眾喜歡我這幾出戲，又是奔哪些東西來的？誰說得清楚？要讓我說，一出《惡虎村》，台下有一多半是衝‘鷹展翅’來的！這說法固然‘片麵’，可要是沒這‘片麵’，觀眾大概也就不來了。難道他們進劇場，就為的是給黃天霸喝采？就為的歌頌叛徒、狗腿子？照我說，京劇是一種特別突出‘美’的藝術，京劇當中的‘曆史’不必太較真兒，一較真兒，整個戲就沒了。同時，京劇觀眾當中懂‘政治’的不多，新戲一和‘政治’掛得太緊，他們就給嚇跑了。可能是我思想落後，其實呢，中國這麼大地方，京劇的落後觀眾也不少，讓我這個落後演員演戲給落後觀眾看，難道還不行嗎？總不會引出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吧？……”
梅蘭芳無言歎息著，他不知道如何安慰這位倔強的老哥哥。
“您用不著安慰我，我樂觀著呢！活著演不了，我就演死的！您愣神兒了？您以為我說胡話了？不是，我清醒著呢！比如武鬆，我是要從活演到死的。您知道的，我有一樁怪僻，喜歡不斷收拾我的壽墳。一點點加工，就和在台上唱戲一樣。你們北京有位文墨人給我提了兩條建議，我覺得非常好。一條，現在墳的四周，用的是淳安產的石板，上邊用紅漆畫武鬆，經不起風吹雨打，持久不了；人家建議換用紋理細致的石板，就像杭州佑聖觀後殿亭子裏鐫刻八仙所用的石板那樣，把我的武鬆戲出，找高人鐫刻在上邊，將來後人可以來拓畫，帶回去成為一件藝術品。再一條，建議在我壽墳之後種點鬆樹，加點‘布景’。先種很密的一片，讓它們使勁兒‘竄高兒’。最後隻留一棵姿態最美的，讓它在墳的後邊歪歪斜斜地向前邊覆蓋過來，甚至可以讓它遮住墳前邊的牌坊。遠遠一望，既可以成為墳的幌子，墳的旗號，又具有淩空的氣概。墳的前後左右隻留下這一棵鬆樹，由此號稱‘獨鬆林’。又是‘獨’，又是‘林’，二者既有矛盾又有統一。人家還說，萬一月夜來了老虎，讓我的靈魂從墳裏飛出來，和活老虎做一番較量，這就又成了一出戲，戲名就不妨稱作‘獨鬆林死武鬆打活老虎’……”
蓋叫天講得很認真也很快意，梅蘭芳則感覺很陌生，自己好久沒聽到如此快意的話了。他禁不住打量身邊這位老哥哥——從前，大家都在認真唱戲，隻不過一南一北，難得相逢；一旦相逢，無論同台唱戲還是台下聊天，又會覺得水乳交融，相聚恨晚。怎麼如今，彼此的際遇和內心的想法，就這樣千差萬別了呢？
在這次歡聚之後，不久蓋去了北京，又和梅見了一麵。梅實在太忙，需要他參加的活動實在太多，經常是身不由己。不久，蓋又回到了上海的家。一天正吃午飯，收音機裏忽然“報”出梅的訃告，蓋整個人都呆了。好久才對身邊的小孫女說：“聽見了嗎？北京有一位大藝術家——你應該叫梅爺爺的——他死了，咱們先不吃飯，也不講話，都在心裏默念一陣兒他好嗎？……”
從此之後，蓋叫天再也沒能快意起來。1964年的全國京劇現代戲的會演後，就到了“文革”。梅蘭芳在北京的墳讓人刨了，蓋修建了多年的壽墳也同樣被刨了。盡管這顛倒了的曆史最終還被顛倒了回來，但藝人的青春年華卻被耽擱了。
蓋給後世留下了三本書——《粉墨春秋》、《蓋叫天的舞台藝術》和《燕南寄廬雜譚》，對比於其他京劇名伶的眾多回憶錄，這三本書中的文化氣息最為濃鬱，這是一個追求“快意人生”的人留下的真實心聲。
俞振飛的兩幅墨跡
我收藏了俞老的兩件墨跡。雖然他並不以書法家名世，晚輩的我，居然也沒把它們當做“墨寶”看待。
八十年代初期，當時我已經寫了不少有關京劇的散碎文章，心中總有一種踟躕之感：下一步應該怎麼走？我想，自己不是演員，也不準備再當編劇，隻打算以“品戲”了卻此生，所寫文字也應集中在“品戲”之上。為了更好地激勵自己，書房似也應有一幅“品戲齋”的匾額。請誰寫呢？寫者自應是梨園老人，更該是德高望重之人，當然，其書法也應有相當水準。我“滿世界”尋找，終於把目光投向上海，凝聚在俞老身上。
記得1981年或1982年某日，荀夫人張偉君忽然打電話找我。到了荀宅一問，原來是俞老很浹要到北京唱幾場戲，不想住大賓館，隻願住荀宅的南屋。張偉君當然高興，可家裏沒人會做南方菜。找我，就是希望我能介紹一個南方廚子給她。我十分奇異：這事兒怎麼會找上我？張偉君也奇異起來：“你跟俞老不是很熟的嗎？”我說自己很景仰俞老，可惜一直沒有機會拜識。張偉君笑了起來，拿出一張上海的《新民晚報》：“看，上邊有你的文章，寫的是我們家的事兒，是俞老前幾天剛從上海寄過來的……”果然，《荀慧生教女成“龍”》，是我兩周前把稿子寄過去的，不過我還沒有接到上海寄來的報紙。看來這是“緣分”——在我還沒認識俞老的時候，他倒先“認識”我（的文章）了。
大約過了半年，我和梅蘭芳的子女去往江南，第一站到上海，第一個行動就是拜訪俞老，請他談談有關梅的往事，因為我和梅紹武準備合寫有關梅的電視劇。從這個角度和層次拜識俞老，我當然求之不得；作為俞老，自然也由衷高興。後來，雖然電視劇因故沒拍，但俞老卻記住了我。
有了這兩重“緣分”，我於是轉托俞之女弟子嶽美緹，求她到俞老處替我求字。嶽去了，並且“超額”完成了“任務”——除了求到一幅“品戲齋”的匾額，還獲贈一本俞老的著作《俞振飛藝術論集》，俞老用毛筆做了題署。真是喜出望外。我認真拜讀了俞老文集，更把匾額高懸書房。匾額上的字，就仿佛是俞老的眼睛，每天都俯視著我做文章。我，也在寫累了、寫乏了，或者文思窮竭的時候，習慣仰頭和俞老交換一下目光。也怪，每每這樣做了之後，我就又充滿了力氣，增加了才思。借助這種默契，我在各地報刊開了不少“品戲齋”的專欄，並先後出版了《品戲齋夜話》、《品戲齋劄記》和《品戲齋神遊錄》三本書；更重要的，是關於京劇應該“品”什麼和怎麼“品”的思考，在慢慢深入和係統化……可以說，俞老題寫的這塊匾額，是我認真走向京劇學術研究的起點。
在這之後，我很偶然地得到了上海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先生的贈書，他一寄就五六本之多。我最愛的是《說園》，同濟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書可以從兩邊讀，一邊是中文，用毛筆精書影印，另一邊是英文。兩種文字之間，夾著三十二幅古代造園圖。這本書采用了“大十六開”，中文封麵上的題簽是俞老寫的，極為嚴謹又十分瀟灑。此書文字僅三五萬字，貴就貴在簡潔；有時高屋建瓴，有時細入毫發；詩、書、畫、文四者有機結合，使得園林藝術盎然紙上；沒有絲毫的說教，而是帶領讀者一道審美；此外，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我以為就是把“最古典”和“最現代”，融彙得天衣無縫。我愛極了，愛到發瘋的程度，真希望有天自己也出它一本，那須是自己的“蓋棺之作”。也要中英兩種文字同刊，中文部分也用毛筆精書，兩種文字間也夾著古代梨園繪畫。書名就定為“戲品”二字（可以和古來《詩品》、《棋品》、《畫品》相比照），中文封麵也要請俞老親筆題簽……忽然，我又遲疑起來：自己的“蓋棺之作”要等到哪一年？俞老當時就八十有六，他能否等得到——看來，必須及早動手。恰巧，這時我的《梅蘭芳與二十世紀》出版了，“一事不煩二主”，於是又請嶽美緹把拙作上呈俞老，並再求一幅墨跡。不久，嶽就從上海寄我一包書，其中夾著一小張宣紙，打開一看，一幅豎寫的“戲品”二字，果然於眼前熠熠發光。
現在，“品戲齋”匾額依然高懸於我的書房，依然不時和我交換著目光。這幅《戲品》您看不到，原作夾在陳從周先生的《說園》當中，或者說，它緊緊夾在我的心中。我時常想起自己和這兩幅墨跡的“緣分”——一幅，是我投身京劇研究的起點；另一幅，將伴隨著我走向著述和人生的終點。
荀宅花樹
在荀夫人張偉君生命的最後兩年，鬼使神差使我走進了荀宅。她對我格外親切，大約是見到了我寫的連載文章《梅宅新事》、《程宅新事》和《尚宅新事》，希望照樣兒也寫一寫荀宅，同時反反複複拿出荀的日記，大有想讓我幫助整理的意思。盛情可感，但我素來對正史缺乏興趣，於是專門和她聊起“閑篇兒”。
張偉君愛養花，荀慧生則愛種樹。對於花、樹之別，荀曾有一番議論：“花開人人喜，難有百日紅。老舍年年送我名貴菊花，如‘醉楊妃’、‘千絲連’，我當然也愛看；可是等它耷拉腦袋的時候——它總有這一天，我心裏就不舒坦了。到那會兒，扔掉要心疼；讓它萎靡不振地戳在庭院中，我又難受。種樹則不同，不但開花，還能結果。即使秋來葉落，卻不給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葉崢嶸……”
荀樂於植樹管樹，這已成為他饒有興味的一項家務勞動。他先後手植了梨、柿、棗、杏、李、山楂、蘋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果樹。打旁權、噴治蟲藥、灌水施肥，樣樣親自動手。各種勞動工具擦拭得一塵不染，在小廂房中排列有序。荀不光植樹美化自己的庭院，還樂於為他人植樹。他見到張君秋院中少樹，就從護國寺廟會上精心選購了一株，親自運到張宅，並看準地方種下。荀為種樹流下了大量汗水，果實卻喜贈他人，這大約是從祖輩農民那裏繼承下的優良習慣。荀宅的棗子質細味甜，每年收獲下來，總要一筐一籃，分贈給梅蘭芳、田漢、老舍、歐陽予倩等人。荀宅正院有柿樹數株，結下果實從來不摘，紅通通地背襯著晴空煞是好看。值“三九”嚴寒來客，荀隻要豎起一個指頭，家人立即會意，緣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鐵砣般的凍柿子。先用涼水“拔”上片時，再洗淨拭幹，置於青瓷碗碟之中，最後請客人用小銅勺就著冰喳兒舀這“一兜蜜”。
荀雖如此嗜樹，亦非一概棄花。荀宅少的是嬌花嫩蕊，卻遍植一種無多索取、卻多贈與的好花——玉簪，老北京稱之為“玉簪棒兒”。其花喜陰，無論南房前還是樹陰下，隨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長起來，入秋後也無須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裏抗嚴寒禦冰雪。待到來歲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撲籠、一片了。且荀宅之玉簪還有一奇：繁茂無比，高與胸齊。故而無論正院簷前，還是花園牆下，玉簪一例密密麻麻。每當開花季節，荀、張午憩之後，常攜籃去至前庭後院，采滿籃後除留少許置於書房臥室，多數或贈老舍，或饋安娥——她是田漢之妻，最喜此物。
荀對花、樹的態度有別，與其處世的哲理思想不無關係。他欣賞老戲《胭脂虎》中的幾句戲詞：“飲酒莫覺醉，愛花休上頭。為人若知趣，到處總風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曉喻家人：“愛什麼幹什麼，都得鬧明白為什麼，還得有節製。否則惹人討厭不說，還會招惹是非，弄不好就會身敗名裂。”
1966年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廟受辱——將京劇戲衣集堆點燃，再令名人麵火而跪，紅衛兵則高舉皮帶及戲台上的刀槍，肆意抽打其背。荀受辱歸來，背上血汙一片，碎成絲縷的襯衣難揭難脫。荀止住妻女泣涕，謂曰：“每當小將棍棒將下未下之際，我都運氣以對，皮肉雖傷，內髒無礙。獨憐老舍一介文人，體弱心剛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時想不開……”（果然，老舍次日便去太平湖自沉）。荀說畢黯然神傷，偶一回首，見東窗外新植之小桃樹，也被日前抄家的小將折斷一千。長歎一聲，半晌無語。荀最後叮囑令菜：“去找一些小布條，和著泥水將折斷處接好纏緊，或許還能活轉。”
桃樹活了，荀卻在1968年底去世。次春三月，一場罕見的冰雹，夾著風刀雨劍砸將下來。院中一株小海棠，枝葉雖傷，但很快複蘇，當年還結了果。而同遭厄運的許多老樹，卻從此一蹶不振。偉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樹如年輕人，還能抗住災難活過來；老樹則似慧生，一去而不複返……”如今，正院僅存樹五株——三棗二柿，偉君遵照當年做法，每秋都將果實分贈荀門弟子及梨園友善。她已無閑情養花，惟獨玉簪例外。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掃地出門，然而移至他處，或死或萎。後有不忍心者，將病殘玉簪悄悄送還荀宅，偉君喜接，重植階下，未曾經意照拂，便於無聲無息中還陽轉旺，蔚然爛漫。偉君逝後，荀宅一鎖封門，準備籌建“荀慧生故居”。正院平時空空蕩蕩，但玉簪在四個花畦之中，依然鬱鬱蔥蔥、青翠可人。每當花發之日，總有荀宅後人開鎖而入，將一捧花朵並幾枝綠葉，一同供奉於正室慧生遺像之下。
張君秋的生命四季
歲有四時，人有春夏秋冬。時光流逝，京劇大師張君秋走了多年，但我永遠記得他的生命四季。
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君秋在北京京劇團四大頭牌中名列第三。他出台並不講究，“大”著步子就走到台口。觀眾也不挑眼，隻等著他張嘴。他，終於在該張嘴的時候張嘴了——把雙手捂在左邊小腹上，脖子挺直並略高昂，為的是讓氣息來得更順暢。他“自顧自”地高歌，觀眾也喜歡他如此“自顧自”。於是每段唱腔，唱腔中的每個小彎兒，都能得到來自內心深處的掌聲。那些年，張先生真可說是“怎麼唱怎麼有”，今天想來，真應該是一個火熱的夏季。
那時我正上中學，喜歡騎自行車滿城亂跑。因為是舊車，短不了送到胡同口的車鋪修理。某日傍晚，修車師傅蹲在地上，滿手油汙，擦拭著車子上的飛輪。我蹲在他的對麵，神色顯得有些著急。師傅發覺，問我緣故。我說修好了我還要趕著上戲園子聽戲。師傅問“聽誰的”，我答以“張君秋”，還告訴他戲園子已客滿，而我手裏沒票，一會兒還得去等退票呢。師傅一邊擺弄著那油汙的飛輪，一邊沉浸在回憶之中：“我從（抗戰）勝利之後，就老聽他的戲。他的那東西——”師傅停頓有頃，把手中飛輪掂了又掂，“那才算是瓷實的呢……”把京劇名伶的歌聲比作瓷實的東西，我還是頭一次聽說。隨後我想，好容易打敗了小日本，舉國歡慶，張先生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他藝術上的春天。
粉碎“四人幫”後，張先生數度重新登台，記得好像是從《春秋配》開始。劉雪濤還是老樣子，不怎麼顯老。張先生可不行了，嗓音不比當年，身上發福尤其厲害。可觀眾隱忍著，默禱他以後能恢複。然而，默禱歸默禱，事實上一場不如一場。再往後索性不看了，我要在心中保留他五十年代那個最好的形象。對比五十年代的夏，此際隻能是冬。
1995年在天津，首屆中國京劇節正在舉行，四方賓客如雲。開幕式是在一個體育館辦的，主席台一側懸掛著一個特大的電視屏幕，不斷出現讓人驚喜的畫麵。報幕者宣布，下麵是電視錄象——由張先生演唱毛主席詩詞《婁山關》。全場暗了下來，燈光投射在球場中心一群身穿現代服裝的女孩子身上，她們蹦著跳著，舞紅弄綠的，不知在幹什麼。這時，大屏幕陡然亮起，出現了張先生的便裝，他頭發灰白稀疏，神情落落大方，他張嘴開唱了，是毛主席的原詞：“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