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輯(上)(1 / 3)

梅蘭芳與京劇文化

鑼鼓還在敲,胡琴還在拉,刀槍水袖還在晃動,臉譜還在擠出或獰厲或詼諧的表情,但熱愛京劇的人不禁感慨:很難再從“近看”中看到真實的梅蘭芳了!

梅蘭芳帶給我們的是一個遙遠的世界——

本世紀初,當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就靠勤奮贏得了一些名聲,就已然引起爺爺輩的“伶界大王”譚鑫培的垂青。老譚很樂於和“小梅”合唱諸如《汾河灣》這樣的“對兒戲”了!老譚這時距離去世也隻剩下三四年,他已然老態龍鍾,他的脾氣也讓梨園後生望而生畏,誰也不敢在和他同台中離開舊規,因為一旦這樣,老譚會當場讓你下不來台,隨後“欺師滅祖”的罪名更像緊箍咒一般束縛著你的一生!在咱們要說的這一天,當老譚和“小梅”合作的《汾河灣》開始時,一切全都循規蹈矩,觀眾在該鼓掌的地方鼓掌,在該喝彩的地方喝彩,總之一切如儀。演到了第二場,柳迎春(梅蘭芳飾)獨自跑進寒窯(彎腰進窯的身段極美,得到全場喝彩),用一把椅子擋住窯門;隨即薛仁貴(譚鑫培飾)追到窯門之外,要柳開門。柳不言語,薛便開始了大段唱工,回述當年從新婚到離別的情景。譚的唱工極其有名,自然掌聲陣陣。在演唱之間的過門中,譚正閉目養神,忽然被一陣意外的掌聲所驚醒。他不免一怔——這兒可是不該有“好兒”的地方嗬!

是自己動作錯了?——沒有!

是場麵上的伴奏錯了?——沒有!

如果都不錯,那麼這“好兒”是衝誰來的?他很小心地用眼角餘光四下一掃,敢情是“小梅”坐在椅子上那兒做身段呢!

真是“無名火起”!老譚在想,剛才你進窯的時候已經有“好兒”了,這會兒該是我薛仁貴賣“唱兒”的地方,你柳迎春一個勁賣身段表情,豈不是奪了我的“戲”?是可忍,孰不可忍!竟然欺負到我譚大老板的頭上了,那還了得!就在決定當場報複“小梅”的千鈞一發之際,老譚突然冷靜下來。他轉念又想:這個“小梅”可不錯呀!我們扮演的,是一對兒分散了十八年的夫妻,剛才有些誤會,現在我好容易找到機會向她說明。我的唱兒就是說明。怎麼讓觀眾知道她確實是聽“進”了我的唱兒呢?“小梅”打破了以往的舊規,開始在我演唱的過門裏加進表情動作!人家孩子這麼做是有道理的!我怎能讓人家下不來台呢?

這麼想著,譚大老板順水推舟把戲唱了下去,觀眾也在不知不覺中承認了“小梅”的這一新的演法。“譚大老板都認可了,咱們還有什麼不樂意呢!”觀眾發瘋般給梅喝彩起來。梅蘭芳就這樣戰戰兢兢邁出了藝術革新上的第一步。這雖然隻是一小步,但又是具有絕對意義的一步,它說明了在昔日京派京劇的大本營中,固有傳統法規和新興文藝思想的衝突。梅顯然站在新的一邊,他取勝了舊的,但沒有打倒舊的,而是“拉”著舊的一起走上了新路。

就在這件事兒之後不幾年,梅連續去了好幾次上海。老譚生前也曾六下上海,除了唱戲掙錢,就不再關心別的。梅則不然,他關注這個和北京十分不一樣的城市,他拜訪了上海的著名報人,結識了上海的著名畫家,觀摩了上海的各種演出,還與上海京劇名伶同台獻藝。他每次回到北京,就把海派藝術中的營養,分期分批給予消化,然後不露聲色地融彙到自己的舞台技藝當中。看來,梅是在京派與海派的激烈衝突當中,找到了自己獨特的站位。他不算海派,但從不排斥海派。

又過了幾年,梅蘭芳有幸先後去美國和蘇聯演出。最初,他信心也不是很足,於是在充分準備之後,他是帶著東方整體的文化去和美國的藝術“對壘”的。這一戰獲得了巨大成功,信心大增。去蘇聯時情況有所不同,他把全力放到自己的戲上,硬碰硬和蘇聯的歌劇、舞劇和話劇“對壘”。居然毫無遜色,蘇聯的戲劇藝術家十分重視梅蘭芳的表演,於是梅在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路途中走在了前列,東方藝術和西方藝術在碰撞中迸發出奪目光彩。

以上是梅中年以前邁出的三大步,在三十年代前期就已完成。更加可貴的是,隨著外來侵略的步步深入,梅被迫沉寂下來,蓄須明誌,在痛苦中煎熬歲月。乃至抗戰勝利後再度登台,盡管技藝有所消退,但舞台形象更加成熟。梅蘭芳的藝術是人民的藝術。他與人民同進退、共苦難,京劇在劫難之後也更深沉。梅在自己的後半生中,一方麵反複錘煉舊的,也準確地開創新的。他讓舊的步步出新,又讓新的包含著舊。新和舊在他身上是辯證的統一,梅晚年經常演的隻有《宇宙鋒》、《奇雙會》、《貴妃醉酒》和《穆桂英掛帥》等“梅八出”,其中舊戲居多,而《掛帥》名為新戲,但也貌似那些久經錘煉的傳統骨子老戲。梅本人和整個的京劇運動結成了一體。

梅蘭芳(文化現象)已然成為了曆史,梅蘭芳和其他所有重要的事物一樣,都是不可重複的。但是,梅蘭芳的事業並沒有完結,他的藝術流派一直處在京劇藝術的中軸線上。梅不斷從藝術向文化飛騰,然後又以文化向藝術滲透。舉例來說,“四大名旦”的共同老師王瑤卿在二十年代中期分別用“一字評”去概括四名弟子的藝術特征——梅蘭芳的“樣(兒)”、程硯秋的“唱(兒)”、尚小雲的“棒”和荀慧生的“浪”。的確,那時的梅一出台就很漂亮,梅在改革京劇旦行扮相上貢獻很大;但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演員一有“樣(兒)”了,往往也就容易局限在藝術的表層上。但梅蘭芳曾幾何時,通過不懈的奮鬥,觀眾就把王瑤卿贈與他的評語改成了“xiang”。這一字之改可有本質之差,“xiang”是一個遠比“樣兒”要深刻、博大和厚實的詞語,可以分成“形象”、“心象”、“意象”幾種文化層次上的說法。“象”字是時代和人民的贈與。現在我們談梅,顯然樂於用“象”而不再用“樣(兒)”了。

梅派優於其他京劇流派的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它首先是一個文化流派。當然我不否認程派、麒派、蓋派中也有較豐厚的文化內涵,但達到像梅派這種境界的,似乎還沒有第二個。準確點說,京劇流派應該包含著三個層次:文化流派、藝術流派和技巧流派。像梅派這樣的,是時代把這個人和這個派給推了出來,當然他本人也順應了時代要求,一舉手、一投足,也都映襯在時代洪流的中軸線上,所以後人研究它時,首先就不免要去把握它的那些大而化之的基本特征。等到把握住這些基本的東西,再向深處研求具體的藝術和技巧,也就應對裕如了。不必諱言,京劇也有一些著力在藝術和技巧上的流派,當初人在派在,人一旦不在了,派也就很快“流失”。目前京劇中叫得出名姓的流派一共三十幾個,其中具有文化流派內涵的,除了我上邊指出的,恐怕就不很多了。從這個思路來說,振興京劇流派,不妨從具有文化流派特征的流派用力做起,先實地振興起幾個再說,因為這幾個乃是最基本的,有了他們,就不難連帶把其他的也“呼拉拉”帶動起來。這樣操作,實質上會是“事半功倍”的。反之,則要“事倍功半”。

何止是流派三層次?其實演員也有三層次。一種是技巧型演員,他們天賦不錯,天生接近某位大師,於是用力去學。學得稍有成績,觀眾便承認、鼓勵乃至於“封贈加冕”。他們年輕時,可以依仗賣力氣贏得觀眾,所謂“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是也。但天生京劇是門講火候、論功力的藝術,偏偏不以是否“賣力氣”作為最高審美標準。所以這類演員晚年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再有一類,可以稱作“藝術型”演員,他們往人情、戲理上舍得花力氣,研磨的勁頭也高;但就是文化素質低,視野不開闊,演出難以達到如詩如畫,演完了也很難讓人回味。還有一類,就像梅蘭芳那樣的“文化型”演員,始終在關注文化上下大功夫,今天可以這樣演,明天則變成那樣演——但無論怎麼演都既是“人物”也是“自己”,最後終於實現“隨心所欲”又“不逾矩”的境界。當然,我們理解上也不必機械化。昨天是“技巧型”的,今天就有可能向“藝術型”轉化;今天是“藝術型”的,明天有可能奔向了“文化型”。記得俞振飛老人生前嚐言:“演戲演到了一定時候,就是在演修養了。”這裏的“演修養”,大約就指的那些已經初具聲名的演員,應該努力向“文化型”的層次衝刺。

票友也仿佛有三層次。一般來說,從喜歡哪派唱腔入手,挑好模仿的學上幾段,從模仿發展到小有理解——這屬於第一層次,其人數可能要占票友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還有一類票友,本職工作卓有成績,偶有閑情,小試梨園,結果一介入“就有高的”,會把心得體會帶回到本職工作中去,使其好上加好。還有最高層次,天生就是“放之四海都能生活的種子”,放到哪裏哪兒就發光見彩。偶進梨園,一徜徉一縱目,立刻就把握到梨園根本,無論是好是壞,基本上一目了然。這樣的人可以指導專業演員,可以輔助完成、完善對京劇基本大法的總結。杜甫“功夫在詩外”的話,大約在這裏也可以通用。

這裏說到對京劇的定位問題。我國戲曲劇種原有三百多個,盡管近年對它們做了很多的扶植、搶救工作,但留存下來的劇種已減少到二百個稍多。

其實,任何藝術都像一個人那樣,都有生老病死。如果光有生的而沒有死的,藝術世界豈不也要變成一個老(老)齡社會?當然,文化、藝術上的生和死,不是人類那樣簡單的個體的誕生或消亡。文化、藝術之生要有足夠的準備和鋪墊,在應該出世的時候出世;同樣,當它逐漸衰老之際,它也應該在“走”之前,把其“一生”中最寶貴的營養留給後輩的文化藝術。以唐詩作例,初唐之詩繼承魏晉之風,五言為主,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等人騁一時之雄。到了盛唐,李白、杜甫主要寫七言詩,千古絕唱問世了,唐詩這一形式也達到了極致。乃至晚唐,盡管李商隱、杜牧才情不弱,但“詩的時代”終於感到窘迫,新的宋詞正在萌生。時至今日,“唐詩是死的還是活的”就很難講。因為還有人會寫舊詩,從這個意義不能說唐詩已經死亡;但是,今人寫的舊詩和唐詩畢竟不同,作者的情懷和讀者的感覺都不同。京劇也是一樣。同一出《霸王別姬》,梅蘭芳當年唱“看大王在帳中和衣而臥”那幾句散板,並不想刻意有“好兒”,但“散然一唱”就打動了觀眾,或者說首先就打動了自己。今天演員再唱這幾句,常會感到有點“不解氣”,總會想“為什麼不安排一個成套唱段”呢?唱時總想奔下一個“可堂好兒”來,可越是這樣,觀眾反而越不領情,覺得你這麼演背離了虞姬這個人物。時代變了,文化、藝術也得隨著變。一切全是時代使然。試看今天舞台上的諸多俊彥,盡管也如同前輩一樣奮發努力,但怎麼努力,演戲成不了梅蘭芳,寫詩也成不了盛唐的李白、杜甫。其實,如果發現自己生在京劇的晚唐時代,也沒什麼可遺憾的,當好京劇的李商隱、杜牧就是。如果還想掉轉身子,硬要往昔日的李白、杜甫的隊列裏鑽,不但不可能成功,弄不好的話,說不定會把開辟一代新風的宋詞時代也給耽誤了。

海派人傑周信芳

京劇講究看“角兒”。“角兒”和“角兒”一旦“結對兒”,便會1+1>2,這是京劇當中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品評周信芳或其他伶人,過去習慣做法是把他個人從眾多的“角兒”中單“拎”出來,隻談他的長處,不談他的局限。於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便不能從這人這事與他人他事的聯係中尋找規律。上邊我們品評過了梅蘭芳,如今在這裏品評周信芳,就不如從梅的角度去“看”周信芳;事實上,“結對兒”品評的好處是很大的,比如根據下述每一組“結對兒”(例如梅與譚鑫培、梅與楊小樓、梅與陳德霖、梅與王瑤卿、梅與尚小雲、梅與程硯秋、梅與荀慧生、梅與蕭長華及薑妙香、梅與馬連良、梅與周信芳以及梅與蓋叫天),隻要是熟悉京劇的人,似乎都能體悟到這一“結對兒”當中的豐富內涵。我認為,在上述諸多“結對兒”當中,最重要的當是四組——

一是梅與譚鑫培。對梅來說,譚是爺爺輩兒的藝人,在自己的青年時期,能夠得到譚的提攜,真是莫大榮幸。人們會因之想起譚對程長庚的繼承與發展——繼承指他延續了程開創的“聽戲”風習,發展是說譚的表演更加個性化也更具魅力。人們更會想到1913年譚、梅在堂會中合作的那一折《汾河灣》,梅大膽強化了表演,打破了以往青衣墨守成規的陋習,而譚在驚訝之餘便給予默許,這就極大促進了梅改革舊戲的信心,使梅終於完成了譚的未竟之誌,把“聽戲”風習發展、完成為“看戲”。

二是梅與王瑤卿。在梅之前,旦行內部的分野十分嚴格,一個單純講究唱工的分支叫青衣,另一個單獨講究做派的分支叫花旦。是王瑤卿首先發現了這一分野的不足,並以自身實踐給予突破。可惜四十二歲時嗓音失潤,王從此退出舞台,是梅蘭芳繼承了王的誌向,完成了把“青衣”和“花旦”合成為“花衫”的嚐試。

三是梅與程硯秋。程早年曾是梅的弟子,後“倒倉”,出現“鬼音”,幾乎吃不成“戲飯”。是王瑤卿及時給予指點,再加上他個人的努力,終於練出了一條獨特的嗓子和一整套新的唱法,於是在整個旦行中獨樹一幟。梅、程是京劇旦行的兩麵旗幟,在作藝和為人上也驚人地相反相成。1946年,程和梅在上海的打對台,更增加了人們在對比中陶醉的興味。

至於第四——就是從梅蘭芳的角度去“看”周信芳了。

“梅與周”(以及其他“梅與譚”或“梅與楊”……)帶有平行、並重的性質,雙方關係絕對平等。本文改從梅蘭芳的角度去“看”周信芳,則是以梅為基點或引子,“逗”出後麵要介紹的研究對象,重點在於後者,在於比較二者的不同。讀者或許會覺得這是一篇“有傾向性”的文字,其實不然。

梅是梨園世家出身,祖父梅巧玲很有名,雖然家道中落,但梅懷抱重振家園的雄心,亦步亦趨地跟在梨園前輩的身後,循規蹈矩“做”著自己的一切。周信芳的家庭遠沒有梅祖父那樣大的名氣,他早年在南方學藝初成,便也來到北京的“富連成”科班借台練藝,但他心中自有“什麼才是真藝術”的標準,這從他早年觀摩譚劇之後所寫的幾篇文章中可以得到證明。

幼年所處的梨園氛圍不同,從而造成的最初人生追求不一樣。可以說梅、周各有“看家戲”若幹。梅早年也排演了大量新戲,但同時並沒忘記琢磨老戲,他習慣“兩頭做”——一方麵“把舊戲做新”,同時又注意“把新戲做舊”,使得最後形成的“梅劇”,得以凝結成一個有機體。周信芳的做法稍有不同,他的一生似乎是個“三段式”——早年帶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去北京觀摩占據正統地位的“譚劇”表演方法和舞台樣式;稍後回到上海,連續演出大量的新戲,大寫意,大揮灑,在一味追求“新”中也暗含若幹的“舊”;抗戰勝利後又重新演出舊戲,重新精雕細刻,起著刀斧作用的則是自己已成風格之“新”。可以看出,梅、周二人“看家戲”形成的途徑是不一樣的。

同時,梅早期身邊有很強的智囊團,遇到新戲,給梅出主意的人很多,梅可以站在很高、很遠的地方靜觀,一切慢慢來,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做最後的抉擇。周則不同,他從一開始與周圍夥伴就平等地進入創作過程,一切緊鑼密鼓,他親自修改劇本,多數情況也兼任新戲導演。

有人說,梅蘭芳的基本風格是華美,而周信芳則是壯美。與其這樣講,我以為還不如說——梅蘭芳更多堅持了古典藝術的平衡美,周有時則稍稍偏離,突現了現代藝術所特有的“單項真”。

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梅蘭芳讓人“管”慣了,演出前和演出中是這樣,演出後還是這樣。據說,楊小樓生前在家裏吃飯,家屬叫人從後邊端出一盤剛煮好的餃子。楊吃完了,信口說道:“到後邊問問,我夠了嗎?”梅蘭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這樣,在各個方麵為他操心的人很多,許多事都是由別人搶先一步替他想到(甚至是做到)了。總結藝術經驗一事,梅生前就沒很主動地進行。因此當梅偶然談及,其經驗也多呈現為“點”、“線”形態。周是個在一切方麵勤於用腦的人,他對一切人的藝術經驗都十分清醒,他在“做”自己的經驗時,力爭由梨園習慣的“點”、“線”,升華到梨園還很生疏的“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