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真小——憶許姬傳
1983年，我第一次見到許姬傳老人，地點是在北京西舊簾子胡同的梅宅。我拿著老作家馮亦代先生寫的“介紹信”，目的是想通過采訪，給新創刊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寫一組“梅宅新事”的專欄文章。這個欄題也是受許先生的啟發，因為在梅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裏，一開頭就有個“梅宅舊事”的小標題。我如今寫“新事”，就準備從梅先生逝世一直寫到現在。當時梅夫人也已去世，所以專欄文章就從許先生“打頭兒”，下麵每位子女寫一節。
一
“我是這個院子的‘看家的’，東屋、南屋各有各的事兒，隻有我是個閑人。白天中常有來訪的，以及街道上查衛生的，都是由我接待。”這是許先生跟我說的第一句話。這所院子隻有一進，許先生住北屋，紹武、屠珍夫婦住西屋，葆玥住南屋，東屋是公用的飯廳。“我隻管‘看家’，‘護院’可完成不了，歹人要是捅我一個小指頭，我當時就得斃命……”許先生這樣說著，自己先“哈哈”笑了起來。
的確，眼前這位幹瘦的小老頭兒，體重超不過八十斤，駝背還挺厲害。一刹那我又想：要是沒有他，梅先生的許多瑣碎事兒就沒人辦，同時梅先生在藝壇的許多事兒也留不到紙麵上。
由於馮先生“介紹信”上寫了我的家世，所以許先生一見麵就很親切。五十年代我母親多次訪問梅先生，每次都是許作陪。所以在第一次采訪中許先生幾乎沒容我觸及正題，他“話匣子”一打開，就總是回憶我母親當年怎樣采訪梅先生。我很感動，但又總是有點心不在焉，因為剛才從進入院子的一刹那開始，心中就湧起一種莫名的熟悉。我很驚訝，覺得這裏的一切都似曾相識，院子的格局，北屋的廊子，東西屋的柱子，地麵上的方磚，仿佛都在夢中見過。當然，這一種感覺我沒說出口，但是以後每去一次西舊簾子胡同，這種感覺都要加強一次。
後來，我終於找出了答案，原因是我偶然翻出自己的一張舊照片。四五歲光景，冬天，滿地殘雪，我穿著棉袍，頭上戴著當時流行的“航空帽”，手裏抓著一個雪球，剛打完雪仗似的，獨自站在東屋的廊柱下。後來，我把這張照片帶到了梅宅，一核對“背景”，一切全都吻合！疑問陡然生出：我怎麼會年紀小小來到過這兒呢？和許先生一講，一切水落石出。原來解放後政府安排梅先生住在西城護國寺，那裏地方較小，不便安排學生和泰州的親戚居住，於是就用梅夫人的名義購下西舊簾子胡同的這所院子，據說原來的房主是《大公報》的什麼人……這就對了，這所房子曾是《大公報》-位老板女婿的私產。抗日戰爭勝利，重慶《大公報》準備遷回天津，預先派我父母回北平草創辦事處，在找房子時，就用這裏作為辦公地點。於是幼時的我，就經常到這裏來玩，包括照片上的打雪仗。
我很快和許先生熟悉了起來，也和梅宅成員熟悉了起來，我曾以《天下真小》作為題目寫過一篇短文，記錄了這種驚訝。
二
仍以此題重新作文的想法，是在許先生去世之後慢慢形成的。
許先生是在逝世的前一兩年搬出梅宅，回到兒子身旁的。原因是西舊簾子的房子越來越舊，人也越來越少。先是紹武、屠珍另外有房搬出另住，葆玥不時要去外地演出，偌大的一個院子，到晚來隻剩下許先生和一個保姆，也著實有點嚇人。惟一能添“活氣兒”的，是葆玥喂養的那幾隻貓。於是，許先生猶豫了好久才搬到住在蒲黃榆的兒子家中。但，我相信許先生搬家前肯定遲疑了許久，也相信梅家子女為難了許久。因為一個事實是明擺在那裏的：1976年地震的次日，是梅太太福芝芳派遣孫兒和外孫親自去到許先生在北新橋的家中，把許先生“迎”進西舊簾子胡同來的。許先生來了幾年之後，梅太太逝世，到西郊百花山和梅先生合葬在一起。既然走到了這一步，剩下來的事情似乎就是：西舊簾子這個家就“交給”他許先生了。向外人講自己“是這個院子的‘看家的’”，或許最初是句戲言，但講來講去說不定就變成神聖使命。如今，正當梅派藝術亟待振興的時候，自己怎麼卻要搬出這個家了呢？有朝一日到了泉下，怎麼向梅先生和梅太太交代呢？當然，現實中的難處使他和梅家子女最後下了決心，許先生還是搬走了，西舊簾子越發冷落了，但梅家子女時不時還去蒲黃榆看望老人——因為許先生和梅家的這種情誼，無論從哪邊也是不能割斷的。
許先生畢竟是老了，傳說他逝世時的情形是：某日清晨，他一切都“好好的”，兒子照常上班去了。不久，葆玖來看許先生，就在躬身趨步接近老人時，才發現他已然“過去了”。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同時也就是這麼讓人玩味和感慨不盡：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梅先生和梅派藝術，即使是最後的“結束”也要挑選時刻，以便“結束”在梅派繼承人的麵前！他這樣做，或許能覺得滿意和安然些。
麵對這樣的事實，我長久無言。我比許先生年幼四十二歲，本來不願意相信冥冥中存有鬼使神差的力量。即使是我正在撰文的這一刻，我也堅持認為純屬巧合。但是，這種巧合卻給我一種意念：梅派深遠的意蘊吸引許先生勞作了一生，也還會吸引更多的後人為之持續勞作。不才如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雖然已連續出版《梅蘭芳與二十世紀》和《梅蘭芳百年祭》兩本書，但是意猶未盡。我將在1999年開筆寫我的“梅蘭芳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梅蘭芳與二十一世紀》。從這個意義上，我感到自己的心和這位年長了四十二歲的老人貼得很近。
又一種天下真小。
三
曾有一段時間認為：自許先生逝世，我對老人家的了解也就蓋棺論定。這樣講不能算錯，因為他為梅先生所寫的書我全讀過，重要篇章還讀了若幹遍。但是很奇怪也很偶然，最近重讀許先生最後的兩本書（《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和《許姬傳藝壇漫錄》），一種嶄新意義的“天下真小”，忽然充溢在我的內心。
這種感覺的核心就是：許先生有沒有獨立的人生價值？許先生算不算真正的作家？或許有人這樣認為：給名人當秘書，本身就是一種榮幸；隻要名人在曆史上“站住”了，碩大功勞中自然就有秘書一份兒。作為秘書，應該是名人叫幹什麼就幹什麼，何必還追求“自己的”人生價值？甚至還有一種“習慣看法”：秘書不必有太高的資質和自己的個性，切不可有分外的野心，隻要規規矩矩去守自己的“本分”，也就行了。
為什麼有這樣的聯想？因為我置身梨園也已有年，梨園向來是以“角兒”為中心；那麼“非角者”所做的一切，自然多屬“傍角兒”。我也不例外，十多年來我“傍”過不少“角兒”，有些“傍”得還相當“漂亮”，我從“傍角兒”中的確得到不少補益。問題是今後是否還需要繼續“傍角兒”？如果還“傍”，是否和過去的“傍”要有些區別？其中哪些是輔助名人的？哪些是顯現自己的？兩部分如何才能有機地結合起來？
許先生的經曆恰恰給我指出了一條明路。許先生在輔助梅先生過程中有其階段性。他本來處在一個十分容易顯現個性的環境，如果不是身體不好的話，他可能從政或者從軍，走上另外的一種路途。但是鬼使神差讓許先生從中年起就輔佐上梅先生，並且是一輩子跟定了，就把自己原先那種很旺盛的能動性，凝聚、隱縮在對於梅的藝術的記錄、規整和闡釋之中。可以這樣認為，許先生中年以及稍後的命運，基本上仍然是由梅先生的功績、地位所決定了的。但是，梅先生在六十七歲上突然去世，又是造成許先生晚年開始恢複顯現個人人生價值的一個遠因。最初，他可能產生過一些後半生“無所依托”的感覺。因為梅先生一去，梅派藝術就停滯在那裏，許先生就無法再說什麼“新話”了。更沒料到的是，“文革”使中國的一切中斷了十年，事實上又何止十年！隨後是“四人幫”的被粉碎，京劇傳統戲也在1979年“複出”，於是這又使高齡的許先生有了“用武之地”。他重新又向這個經曆了“文革”的中國介紹梅蘭芳和梅派，雖然他因年紀大和閱曆深使得筆墨顯得“簡淡”，但認識卻比從前“高遠”。這是老人家的一種極其難得的飛躍。此外，更難得的飛躍是他個人人生價值的顯現，這從他晚年出版的兩本書當中可以得到明證。（前一本是老先生親筆簽贈的，後一本是老先生去世後，由其哲嗣國杭兄代贈的。偏偏我接到這兩本贈書時，最初隻讀了其中論及梅先生和梅派藝術的部分，卻把有關許先生回憶家世和早年經曆的部分忽略了。是最近的通讀，才對晚年的許先生產生了新認識）
許出生在1900年（庚子），這是一個國家命運激烈轉折的關鍵時刻，他的先祖又恰是一個對於國家命運有可能起到重要影響的名門望族。其外祖父徐致靖原是清廷的翰林院的侍讀學士，在甲午海戰失敗後，他曾給皇帝上《請明定國是疏》，意思是請皇帝對國家今後采取什麼政策公開表態。不久光緒頒布《定國是詔》，肯定了他的見解。隨即，徐又上疏舉薦康有為、黃公度、譚嗣同、張元濟和梁啟超五人。光緒全都依從，在即將進行戊戌變法前，徐被提升為禮部右侍郎，權力較前更大。後來在變法遇到危急時，徐聽從他人建議，舉薦袁世凱入京。光緒依然聽從了。不料袁向榮祿告密，整個政治形勢也就發生逆轉。變法失敗，六君子被害，徐也被判了“絞監候”，即死緩。後，庚子（1900）年因八國聯軍進京，監獄中的犯人紛紛出獄。他也被人救了出來，卻隻肯在客棧中暫時居住，一定要刑部官員代他向逃難到西安的皇室請旨。兩三個月後，終於等到了赦免聖旨，於是這才轉赴天津，由海路赴杭州定居，別號“僅叟”，意思是別的誌士都已赴死，自己是僅存下來的老頭子。
許姬傳八歲時由母親帶領到杭州，開始接觸這位飽經風霜的外祖父，一邊隨他讀書，一邊聽他講述戊戌變法當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八月初七（被捕的前兩天）這一天，譚嗣同和梁啟超乘車來到日本使館。譚與日本參讚筆談，寫道：“梁君應避死，留為大用，托君重義，使之不死。”參讚點頭承諾，寫道：“吾將使梁君化裝成打獵者，離京赴津。”又寫道：“君亦可留此不歸，可免於難。”譚搖首寫道：“我義不應避死。”參讚肅然起敬。譚對梁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程嬰、杵臼，分擔其任。”還比如初九這一天，開始搜捕維新黨人，徐家被圍捕，正碰上徐外出。徐夫人當即告訴兵丁：“徐大人回來就會自行投案，無須追捕。”不久，徐回家，即赴刑部投案。徐入獄後，以為必死無疑。八月十三判斬，家屬也準備了棺材到菜市口去收屍。不料斬首的是譚嗣同等六人，其中並無徐。（以上詳見《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中的第一部分“戊戌變法側記”。）
我想，任何人聽到上述的“故事”都要動容，何況還是外祖父的親口敘說。這顯然會給幼小的許姬傳心中埋下關心（乃至參與）政事的種子。當然，是後來的輔助梅先生，才使他的性格慢慢恬淡了。但《許姬傳藝壇漫錄》開卷的第一篇文章，就又是《從孫中山照片談辛亥議和》。在1948年1月的上海，許偶然從梅的好友馮耿光的住所發現一張孫中山的親筆簽名照片，兩人都激動起來，於是一個講一個記，這篇文章就這麼出來了。這件事也足以證明早期輔佐梅蘭芳的這一批人，其中很有不少愛國誌士。雖然他們後來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出力報效國家，“移情”到輔助梅的藝術上麵，但心中潛在的愛國激情並未消減，而是融化在對梅藝術的處理之中。從這一點看，梅的藝術成為這些人抒發內心愛國熱情的一個載體。梅很幸運，他們也很幸運。而發生在1948年的事情，直到八十多歲才又回憶、書寫出來，不是很能說明許先生關注問題方向的變化以及思想境界上的升華麼？
也聯想到自己，我的父母三十年代參加革命，雖然後來受到冤枉，我也因之受到連累，在那個十分強調“出身”的年月，我不能繼承他們所獻身的新聞事業，而轉身進入了“向後看”的梨園，但心中的愛國熱情同樣未曾消減。從這一點看，我感到自己又和許先生頗為相像，這應當視為第三度的“天下真小”了。
四
我反複研讀了許先生最後的書，形成了一種縈繞心頭、久久不去的感觸：每一個“捉筆人”的文風，年輕時應該和晚年有哪些不同？如果早年迷戀於藝術研究，晚年是否就應該上升到文化層麵？還有，如果年輕時洋洋萬言、倚馬可待，晚年寫文章是否就應空虛中來、點到了就戛然而止？甚至所寫之“物”也不再受傳統“起承轉合”的約束，內容也由嚴肅問題轉化成生活小品……
不妨從《許姬傳藝壇漫錄》當中選摘兩則文章（叫“筆記”或許更準確）：
其一，《考考王羲之》。這其實隻是一篇小而又小的小品。著名漫畫家華君武曾畫過一幅同題漫畫，諷刺那些動輒以草書簽名、成心不讓觀眾認識的“書法家”。許看後大加讚賞，華於是重製一幅，送來請許做跋。許寫道：
古人雲匆匆不作草，蓋謂草書偏傍點畫，格律甚嚴，章法布局，尤須醞釀組織，方為合作，較行草書更費工夫，而現存古帖，簡劄為多，草法精審，百觀不厭，近年時有人以草書字幅來問，是何字體？吾隻能答以恐為龍虎山張天師體也。
這段文字幾乎是“一逗到底”，其實標點是在成書後添加的。許先生在題跋時，依然遵循傳統不用標點。讀者隨閱讀隨斷句，隨閱讀隨欣賞許之書法，想來另有一番味道。文字雖這麼“一點點”，但無處不滲透出許先生對於中國書法的精湛學識。
其二，《蜜汁火腿、炒牛肉片》。這是許介紹自己家烹飪藝術一篇長文中的一節。茲引錄於下：
徐九（超侯）家裏是講究吃的，他家原是富翁（下刪介紹身世的一百字）。有一次在我家吃飯，吃完了，他拉我到門角邊問：“剛才吃的蜜汁火腿是怎麼做的？”我說：“是文火蒸的。”他說：“你不清楚。”用手指樓上說：“上去問老太太。’
我上樓問母親，她說：“是否徐九打聽怎麼做？”我說：“正是他。”
“你告訴他，蒸的時候，下麵墊一塊火腿邊皮，等蒸爛後，把邊皮扔掉，澆上蜜汁香料，這樣蒸，底下不會焦。”
我以前曾對母親說：“徐九家裏有幾樣好菜：‘出骨鵪鶉’、‘出骨青魚尾’、‘炒牛肉片’。”
母親說：“請他告訴我炒牛肉片怎麼做？還有兩樣出骨菜太麻煩，我不學了。”
徐九說：“先打一碗鹵，好醬油、麻油、芥末，再加英國麥其醬油，買一斤斐利牛肉，用大火炒一二分鍾，即鮮美可口，有時可以加一點芹菜配頭。”最後他重複一句：“必須是斐利。”
這樣菜，母親照他的程序炒，很成功，以後我家請客曾用過，大家說這是“徐派”。
完全是白描手法。如果換以小說筆法，篇幅將十倍超出。
開頭徐九吃完飯拉許“到門角邊”發問，刻畫出富家子弟鍾情飲食的專注而又不無尷尬的心態。後來徐九囑咐許“必須是斐利”，寥寥五字，也勾畫出徐不無自負的另一麵。
請注意“我以前曾對母親說（徐九家有三樣好菜）”一行文字。這本是“過去完成時”，卻鑲嵌進全文的“現在進行時”。時態混亂給讀者造成短暫的困惑，但這種困惑造成的“停頓”卻十分有利於文義的咀嚼。
最後的“徐派”也值得回味。許家本是大族，向以“許家菜”、“許家酒”馳名遐邇。但許的母親姓徐，許之外祖是前清權傾一時的公卿，所以許家客人依然尊重徐夫人的娘家，“徐派”由此呼出，亦算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