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素的魅力——記袁鷹
在文學的諸多風格中，樸素以其獨特魅力（能夠）感人，但畢竟不可能感動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的做人上，樸素（能夠）感人的時候似乎就更少。
我曾在中國京劇院工作多年，便習慣拿“戲”的標準去衡量生活，總希望生活之“戲”也能像舞台上那樣——先有“遠鋪墊”，再有“近鋪墊”，最後才掀起高潮……當然以這樣的期望觀察生活，心境便常靜謐得“古井無波”。但有一次在人民劇場，我卻發現了一種戲外之“戲”，它突如其來，也全無鋪墊，可硬是讓人銘心刻骨。原來動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我劇人平時不屑一顧的東西——樸素。
那次是上演新戲，劇院領導讓我協助一下搞接待的人，讓我留意有哪些應該“讓”進貴賓休息室的人，千萬別給落下。忽然間，我發現《人民日報》分管戲曲的記者，和他們的老主任袁鷹，從兩邊兒攙扶著一個腿腳很不靈便的姑娘，正一步步邁上台階。袁鷹老師較胖，看上去動作很吃力，但姑娘總把重心向他那邊歪。我趕忙招呼：“袁鷹老師——”我伸手打算去替換袁，袁歉意地笑了笑：“這活兒你不行……”
好容易走到收票口，袁鷹老師一手攙那女孩子，一手吃力地伸進當胸的口袋掏票。我附耳對檢票員輕說：“這是《人民日報》……”話沒說完，檢票員會意，示意放行。袁卻急漲著臉，“有票，有票……”說著，終於把票掏了出來。
腳步終於踩到了平地兒，姑娘從記者肋下抽出手來，完全倚靠著袁鷹老師，一拐一拐地進去了。我追上兩步：“袁鷹老師，一會兒請您到休息室——”
“不，不了。謝謝……”袁步伐沉重，但一副甘心情願的樣子。我轉身麵對記者，用眼神“指了指”那姑娘的背影。記者奇怪了：“這是他女兒，從小走路不方便，智力上也受到影響……老田（袁鷹本姓田）老伴的身體也非常的不好……你難道會不曉得？”
一刹那，我的心收縮得緊緊的。那幾年，我在《人民日報》經常發稿，外人都以為我和袁鷹老師很熟。了解“內情”的人，更認定我跟袁的關係應當密切至極。就因為我母親曾在《人民日報》供職，並和他一度同事。殊不知，我母親1955年就離開了報社，又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拿筆，和袁鷹有二十年沒有聯係……
一刹那，我還回想起近年在《人民日報》偶然見到他時的情景，忙忙碌碌，和善隨便，但也帶有一種莫名的隱憂。隱憂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奇怪——讀他的散文會認定他是個好作家；而辦公室中的他，則顯不出豪情和才氣，讓人隻感到他是個審慎的老編輯。兩種形象就像兩個沒有重疊在一起的光環，在我腦中胡亂回蕩著。如今，他的家庭負擔給他的影響——比如眼前這個“耐心的父親”，顯然就是使得眼前景象更加斑駁的第三個光環了。
這是我偶然獲得的第一次感動，因樸素而久久難忘。
後來，我母親去世了，報刊上出現許多悼念文章。袁鷹發表在《新觀察》上的散文，題目我已忘記，但其中一句話至今還清晰地印在腦海：“（1957年後的二十年中）每當我走過西四北大街的時候，總會想起附近有一個人在浪費她的青春和才華。尤其是1980年後，每當我走過這條大街時，又總會想起附近有一個人寂寞地躺在那裏……”西四北大街是一條熱鬧街道，街上的行人數不勝數，各奔各的前方，各想各的事情。我父母家距離大街有一條胡同之遠，而袁鷹老師並非閑人——您掌管著中央黨報的文藝部，同時您家裏又有那麼沉重的負擔，您如何會、如何能分心去想一個早被文壇所淡忘了的人呢？
四年來，就是這篇散文中的這句話，使我第二次感動了，又是因樸素而難忘。
其後不久，一個盛夏的中午，我騎車路經西四北大街時，忽然看見袁鷹老師——正吃力地走在我前邊一點的便道上。我想叫他而沒叫他，不知是什麼意念指使著我，讓我放慢車速，遠遠地跟著他，細細地打量著他、思尋著他。此際之他，不像作家，也不像人民日報的文藝部主任——穿著短褲，腳下一雙塑料涼鞋，沒穿襪子，肋下夾著一個很常見的公文包，鼓鼓脹脹，挺沉的，累得呼哧帶喘，但一步不停，眼睛直視前方，額頭也汗濕漉漉……此際之他，此景之他，還能分心想其他的事情和久別的朋友嗎？但是，就憑他那一雙至誠的眼睛，就憑他那一筆並不瀟灑的字，啊，我想起一封他不久前寄給我的信——
為了我發表在他們副刊上的一篇“直言錄”，僅八百字，但是觸怒了被批評單位和該單位的領導。於是，一篇六千字的“商榷”，連同他們的“背景”，一道送上了袁鷹的辦公桌。袁很為難，曾提出舉行一個“被批評單位及其領導為商榷者、徐城北為參加者”、“《人民日報》文藝部為調解者”的座談會，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把矛盾在內部“消化”的建議。對方不幹，隻把“回答”壓縮成兩千字，要求立即發表，“以正視聽”。袁鷹無奈，一邊安排版麵發表，一邊事先把“回答”的複印件隨信寄給了我……他的字顯示不出多少才氣，但一筆就是一筆，認認真真，一絲不苟。這是他的性格，這也是他留給文壇的印象。他從來不欺騙人，也從來不必去欺騙別人——這就是他，繁忙、焦慮、緊張、忙碌的他，同時還要關懷、幫助別人的他！我在他身後慢慢尾隨著很久，伴隨著尾隨，我再一次受到了那種樸素的魅力。
悠悠天地兩書人——記黃裳、薑德明
天地悠悠，書人何處？書人幾多？倘僅有二，豈不天地太大、書人太少了麼？我這裏講的，並非一般的“讀書人”或“寫書人”，而是指愛書成癖、並且傾盡一生精力收藏、鑽研之人。這樣，天地越大和書人越少，反倒相映得越發成趣了。
不知您注意過上海黃裳先生的文章沒有？他最得意也最拿手的，就是類如發表在《讀書》雜誌“書林一葉”的專欄文章。他可以從追尋某種善本書籍的由來始末，或考證，或抒懷，或評論，或比較，總之，在一般讀者不知道他準備發表什麼高見的時候，他的高見就已油然而生，並讓你拍案叫絕了。他年齡大約長我二十五歲以上，但他的學問恐怕要長我半個世紀。因為本來該我念書（特別是古書）的時候，偏偏趕上了“文革”，我沒“掉”成書袋。我深切感到，自己和黃裳先生的差距太大，並且大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當我不能不混跡於京劇伶人之間的時候，黃依然靜坐於他的書齋，或者靜靜地走訪蘇州的舊書鋪子。但是，我終於找到了兩條可以和他對話的途徑。一是他談南明人物（如錢謙益、柳如是等）的文章，這些史料我研究過，並有寫成京劇劇本的打算。二是他很能談戲，建國初期他曾約請梅蘭芳寫《舞台生活四十年》，還曾追隨過蓋叫天一個時期；顯然，這和我的所作所為很有類似之處。這兩條通道的發現，讓我的確高興了一陣子。
後來，我受《團結報》之約，為他們主編了幾期副刊。我采取的是舊時文人編副刊的辦法——每期都由自己設計一個總體規劃，然後分別約稿（同時限定字數），等稿子來了，大致看一下，就劃一個版麵示意圖，把稿子交給報社的責編——我的工作也就到此為止。這是當年沈從文、蕭乾相繼主編《大公報》副刊的一貫做法，沈生前和我談過，蕭在回憶錄中也說過。我作為晚輩，就很想借用《團結報》給我的這個機會一試。於是，我寫信給黃裳，請他撰稿。他很快回了信，並如期寫來了稿件。從此，我就獲得了和他書信往還的機會。當然，沒事兒時我是絕不去麻煩他的。
他的字寫得漂亮，連稿紙都是自備的——上有“我的稿紙”四字，據說是在香港印製的。見字思人，見稿紙同樣思人。我盼望能見到他，能親耳聆聽他的高見，親眼目睹他的風采。後來去上海出差，我終於在約定的時間敲開他家的大門。那是一棟很古老的洋房，螺旋形的樓梯旋轉上去，讓我迷失了東西南北。他的房子很高，仿佛隻是很大的一間，有雙人床，有吃飯的桌子、椅子，臨窗有一個小巧的書桌，有一般隨處可見的家具，並且家具之間有一般家庭很難得見到的“空當兒”。然而很遺憾，我沒有看見書架，隻在大衣櫃的頂端看到一捆一捆的線裝書。我琢磨著，書擺得那麼高，怎麼往下拿？馬上，我又想起了聶紺弩和金克木，家裏都不怎麼見書，但文章裏的“書意”特強。原來，書都在他們的肚子裏。想來，黃裳亦如是。
和黃談話真難。我不發話，他就沉默。這一點，又讓我想起北京作家馮亦代。我每每於此際感到了尷尬。而對長輩文人，總不能像和京劇伶人相處時那樣吧——見麵就熟，熟了就要高聲兒，高聲兒了就想唱，一唱就得站起來比畫，一比畫就嫌我們家地方（也就是家具當中的“空當”）小……文人和伶人，實在是不一樣啊。
從上海回到北京，沒半個月就又去天津。“由頭”是我的一篇散文在全國評比中獲獎，到天津是為領獎。將近中午，車到天津。一出火車站，忽然看見攢動人頭之上，有一塊紙牌子——上書“薑德明、徐城北”六個大字。說時遲，那時快，忽然發現薑德明先生就在身邊。薑在《人民日報》編了三十多年副刊，出了十幾本散文集子。一問，原來他作為特邀專家，也趕來祝賀這一盛會。接站的同誌把薑和我讓進汽車，在車中告訴薑——此次也邀請了黃裳，黃已於今天一早兒到津。知道您倆“好”，所以安排住在一屋……我聽了由衷地高興，知道他倆都是積攢、研究書的專家，共同語言必然很多。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好機會，把他倆給“盯”緊了……
午飯後，他倆決定去“逛”唐山道的“古玩舊物市場”，我立刻報名隨行。薑是天津人，黃早年讀中學在南開，可倆人多年沒來，認路的本事都趕不上我，於是左彎右拐，帶路的“活兒”撂在我肩膀上了。薑說，北京的一些古董商常來此“躉貨”，然後拿回北京高價賣給“老外”。後來“老外”得知，不甘受此盤剝，便直接來此進貨。沒想到這一來，便把這裏的“行市”給抬高了……黃隻是聽，聽得高興時也隻是笑。我的一個新發現是，範曾的字大量湧現，一個條幅才十塊錢。假的是肯定了，但假的依然擺出來，用低價仍然可以大量傾銷，這當中似乎又很能說明些問題……我高興起來，禁不住滔滔不絕於口，忽然發現黃裳不感興趣，便趕快閉上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