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我問薑，為什麼總見不到黃侃侃而談的場麵。薑答，他不是你們梨園行的人，哪能整天眉飛色舞的？再說，他年紀畢竟是大了些……
後來，他倆抓空去參觀古文化街中的舊書鋪，我又報名隨行。我知道機會難得。倆人都嗜書如命，但又同中有異。黃鑽研的是線裝書，薑研究的是民國以來的鉛印書。天津方麵還派了一名“線人”作為向導。車開到古文化街外邊停下，我們四人一路行來，連連穿越幾層街麵，走進一個很舊很舊口的樓裏，一連進了幾個辦公室。主人找他的“熟人兒”，問誰誰搖頭，被問的人無精打采、愛搭不理的。最後被逼得沒有辦法，主人隻好當眾“亮”出黃、薑大名，這才引起一時興奮，於是有人帶路去開庫房大門。門一開，一股黴味兒撲麵而來。開鎖者先報告線裝書的一般情況，說了半天，黃裳無動於衷，一再搖頭。開鎖者見“沒戲”，便領薑向另一間屋子走去。同樣是灰塵蛛網，不可觸摸。開鎖者誇了幾種又拿出幾種，薑翻閱著忽然眼睛亮了，指著其中兩本問多少錢。開鎖者狡猾地擠擠眼睛：“我們這行如今是慘透了，外邊是另一個世界，裏邊的人想到外邊去，領導不批準。可裏邊有什麼？不就是這幾本破書？誰認識它？誰懂得它？眼下，隻有您二位了。俗話說——貨賣行家，我們要是多跟您要錢，就太沒一點職業道德了。這麼著，這兩本，您給三十五就行了。”薑惶惑了，但暗暗咬了咬牙，還是掏出錢來付了款。在回去的道兒上，他一直沒言語。我猜，他腦子裏或許正在盤旋著“衛嘴子”這個名詞，而偏偏又發生在他的故鄉……
我有點遺憾，心想這次又沒能給他們二位顯露個人最光彩性格的機遇。
兩年還是三年之後，香港蕭銅先生來京治病，順便想走訪文化界的一些朋友。他跟我說，想見一見薑，參觀一下敵偽時期的藏書，並一再聲明，他隻是想看看、談談，絕對沒有借的意思。我聽了很高興，因為在此之前，我隻知蕭是京劇方麵的寫手，沒想到他還如此關切文化之書。同樣在此之前，我雖多次去過薑的辦公室，但聊天也僅僅限於京劇而已。他的藏書我沒見過，他是怎麼研究起魯迅來的經曆，我也同樣稀裏糊塗。我想借助這一次見麵，見到他們二位的“其他方麵”。
當我引見二人握手之後，蕭銅如數家珍般報出一係列書名，薑則不斷聲地回答：“我有，我有，我有——”蕭銅也一迭聲地高呼：“了不起！了不起！”薑隨即打開書櫃，指著那一摞摞的紙色發黃的書籍和雜誌，介紹著它們的名稱和年代。蕭銅沉醉了，瘋狂了，他回述著自己昔日擁有它們又失去它們的慘痛經曆。
薑也說，自己本來收藏會更多，但兩度自我毀掉許多。第一次在1957年初春，報社一位領導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自己：“有的從事文化工作的同誌，年紀隻有二十幾歲，偏偏對三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書本雜誌，那麼愛惜、那麼留戀，這是一種什麼感情？”自己覺得不無道理，為了“清洗”自己的癖好，便主動清理掉不少，拉了幾平板車，運到廢品站給賣了。第二次是“文革”爆發前夕，報社的氣氛空前緊張，“摧枯拉朽”之火即將燃燒，薑於是又自己燒了不少……
薑談到自己的收藏的起因——五十年代報社在王府井，中午吃了飯沒事兒，就往東安市場的舊書攤上遛彎兒。那兒總有一個櫃台擺滿剛剛收進來的舊書，價錢也不貴，許多渴望已久的書，往往不費吹灰之力便唾手可得。“淘書是一種樂趣，得自己投時間、投精力去找，最後找到了，也就會認真閱讀。讀後如果覺得不一定非要自己收藏，便又可以拿回書店，交給老板，去換其他自己需要的書。這樣周而複始，隻要自己投入一定的資金，這個淘書又換書的圈子就運轉起來，自己就會不斷有新收獲。淘書、換書是一個世界，包括所有的書人，甚至也包括書店的老板……”
我聽了不禁有所聯想：今天也有不少書人，他們也注意收藏，但大多是要，是設法白拿。拿總比掏腰包要容易，來得容易便也去得容易。是否認真看了呢？恐怕未必。他們也討論，也研究，但議論的中心是書的“行情”——看哪些是“門麵書”，看哪些是“賺錢書”。前者對上有“交代”，也供自己收藏；後者是專門供應少文化或沒文化的讀者的，隻要上麵抓不住把柄，隻要能大把大把進錢，就算完成任務。顯然，這是以生意人的眼光在打量圖書世界。顯然，這和薑德明當年進入圖書世界的起因是不一樣的。薑當年在天津上中學，下午常常逃學逛天祥市場，那裏二樓是個外人很少涉足的“死角”。但是，他從這裏讀到了魯迅和新文學運動的全體作家，這無意中對他後來的一生定下了基調……
書人，和書應當同生死、共命運。一起萌生，一起成長，一起坎坷，一起經磨曆劫，最後又一起分享創造後的光榮。書事的全部，大約也就在其中。
我為自己能夠悟到此處而驕傲。但我也有遺憾，對於另一位書人黃裳，我怕是沒有機會尋訪了。不僅是地理上的遙遠，更因為年齡上的差距，還有，是整個社會傳媒實體變化太大——書，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和惟一。現代人傳遞思想、感情的方式很多，甚至連積澱、升華它的辦法也多了起來。所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往真正意義上的“書”，不會再那麼多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書人和書事自然也就會瀕臨滅頂。對此，我實在不知該說什麼，是悲哀呢？是歡迎呢？還是聽之任之？
秋釣江南憶文夫
陸文夫去世了，才七十七歲。我平常稱他“陸先生”，但從剛認識的時候起，彼此就有一種親切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時常給《蘇州》雜誌寫稿。閑來去蘇州，也曾去雜誌所在的葉聖陶故居去玩。結果，與陸先生就在那兒遇到了。我們坐在走廊中喝茶，端詳著雜誌社使用的這個院子，陸就說起了它的來曆：“知道麼，‘文革’後我奉命編這本刊物，但蘇州沒地方。我去了北京，看望了葉聖陶老人。說著聊著，老人主動說起蘇州還有這麼所房子，擱在那裏也沒人住；要不，你們就用它編雜誌吧。我也沒說客氣的話，就接受了葉聖老的饋贈，它真是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我對這所房子的來曆很知底，因為葉聖老是我母親走上文壇的兩位老師之一（另外一位是沈從文）。葉聖老這所房子從何而來？他先與他的親家夏老先生合寫了一本《文心》，也就七八萬字，但在中學生階層裏影響很大。葉聖老就用他一半的稿費，買下了這個院子。我仔細端詳起來：北屋五間，西屋三間，南屋三間，似無東屋，院中種植了許多花木；雜誌社專門留下一間並著意修飾，以備葉家的後輩來蘇州時可以留宿。陸還說，“你以後想到蘇州小住，也可以住這一間”。話不多，其中滲透出何多的美意。過了兩年，中國作協在蘇州楓橋開辦文學創作基地，作協來了些老作家，我也跟著來了。作為蘇州方麵，陸先生全程作陪，大約有七八天的時間。這一次，我算是與陸先生玩熟了。我此次來蘇也可以說是順路，完事後還要去杭州，我受杭州樓外樓飯莊的委托，替他們操辦了一次筆會，有一些文化名人直接去杭州，如吳祖光、黃宗江、唐振常、鄧雲鄉等。我覺得陣容還不夠強大，便征得樓外樓的同意，又在這次參與蘇州活動的人群中“釣魚”。凡是被“釣”者，完事大家一起去杭州。結果，與會的林斤瀾、邵燕祥都屬於“被釣者”，最後經我再三勸說，陸先生也參加了去杭州的行列。在杭州期間，要屬“地位”，則屬陸先生最“高”，他是中國作協現任的副主席之一，但他在各種活動中，都一再堅持讓年齡最長者坐首席，先講話。但遇到吃飯，他則話很多，總是虛握著一個酒瓶，喝的多，吃的少。他在遊覽中每每登高便氣喘，原因是患有肺氣腫。我時常走在他的身邊，非常珍惜這樣的機會，因為他不太愛出來。我去蘇州呢，又不便單獨打擾他。我就時不時與他談蘇州，因為我母親是蘇州人，我自己近年也總是抓住機會去蘇州，這些事情他都曉得，也很高興能有“一個北京人能從文化上去親近蘇州”。有一次，他與諸老說起，蘇州正在抓一件類似撰寫《蘇州誌》的巨著，蘇州市府領導要他牽頭，他沒辦法推，也覺得沒理由去推；但畢竟歲數不饒人，總得找個年輕些的人去實幹。而這個人最好能跳出蘇州的圈子，站在更高的立場上去俯瞰蘇州，哪怕“他在細節問題上欠缺一些都不妨”。陸先生這樣說過，當場有幾位老先生一指我：“喏，這不是現成的人？”陸微笑地轉向了我：“城北，幫我這個忙，如何？”……當然，這件事我沒接，其實不是沒興趣接。我仔細想過，在北京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我似乎是屬於北京的。記得這次活動完畢，陸謝絕了各方麵的禮物，隻向主人要了一大瓶虎跑的水，說帶回去沏碧螺春。
杭州筆會結束之後，許多老先生都覺得“真是一次幸會”，他們都是幾十年的朋友，解放後大家少來往，天南海北各一方，見麵何其難也；這次能在杭州聚首，感慨何多，尤其這個“樓外樓”可小可大——小，不過一家飯館；大，牽涉到人生的進取態度。因此文章一發而不可收，但真寫多了，又怕沒有發表陣地。於是，大家一起麵對起我這個始作俑者，要我“替大家想辦法”……最後，我還真把事情辦好了，十個人每人出了一本散文集，總標題是“樓外樓書係”，下邊又各有副標題，陸先生這本就叫《秋釣江南》。大家都稱讚陸這本的名字最雅，但陸謙虛地說：“再雅，也是被城北給‘釣’到了杭州……”大家嘻嘻哈哈笑著說：“城北以後多多下鉤兒，我們心甘情願被釣……”
後來隻要我到蘇州，總要設法與陸先生見上一麵，或者在他女兒開的飯店裏，要麼索性去他家。這時，我就發現他的身體越發不好了，走路很慢，家是座小二層樓，每天下樓都有固定時間，而且以一天兩次為限。但他的精神好，在老作家中運用電腦上絕對領先。他很早就用“筆記本”了，但嫌它的屏幕小，結果把它接出來，接到一個更大的屏幕上。據說，這更大的屏幕也不過三千塊錢。再後來，聽說陸那個開飯館的女兒去世了，使得他情緒受到很大影響。這一來，也讓我再沒敢登他家的門。因為我怕，怕獨自麵對他與他的夫人——怕相對著沒話說，更怕他們先想辦法替我解除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