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國內外心理治療話語研究綜述
一、國外心理治療話語研究現代西方心理谘詢萌芽於17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興起於19世紀中後期的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初期的社會改革運動和學校指導運動。早期的心理谘詢研究著眼於谘詢的理論與模式。30年代Williams創立了第一個心理谘詢理論，即“以來訪者為中心”的理論，而40年代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的《谘詢與心理治療》所提出的“以人為中心”的谘詢模式對心理學的發展具有裏程碑意義。在此之後，其他谘詢理論也陸續問世。
隨著心理谘詢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的發展乃至職業化，心理谘詢的語言也逐漸引起臨床工作者和其他各個領域（社會學、語言學等）的研究者的重視並納入他們的研究範圍，且被確立為一個大的研究領域。自此，國外對心理谘詢語言的研究湧現了較多的成果，僅論著就有幾百部，論文則不計其數。這些成果根據研究的角度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方麵：心理學角度的研究，社會學角度的研究和語言學角度的研究。
（一）心理學角度的研究
早期對心理谘詢話語的研究主要是從心理學角度對心理谘詢的會話技術和策略進行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心理學家、心理谘詢師以及臨床心理谘詢人員。
最早對心理谘詢會話技術進行研究的是“來訪者中心治療”理論的創立者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1942）。在以來訪者為中心的治療理論的指導下，羅傑斯最早提出了情感回應（reflecting feelings）、核查理解（checking understanding）、營造相互適應的氛圍（providing orientation）、明確表達關注（affirming attention）、複述（restating）、顯示對來訪者未明說的情感的理解（acknowledging client's unstated feelings）、解釋（interpreting）、消除疑慮（providing reassurance）、自我暴露（self-disclosing）、直接提問（direct questioning）、正視問題（confronting），以及保持沉默（maintaining silence）和打破沉默（breaking silence）等會話技術。
自羅傑斯之後，對心理谘詢會話技術的研究一直受到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以及臨床心理谘詢人員的重視。
Havens（1986）在其專著《接觸：心理治療中語言的使用》中從存在主義和人際交往的視角討論了心理治療中遣詞用字的技巧和策略，並對具體的說話方式以及這些說話方式對治療過程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他把心理治療的陳述語句大體上分為三個類別：共情性語言、交際性語言和行動性語言。他強調，為達到治療的目的，治療師要使用合適的語言（appropriate language），確切說就是何時問、何時指導、何時共情等會話技巧。
Shea（1988）把精神分析會談視為“理解的藝術”（the art of understanding）。通過對會談的動態結構進行分析，Shea指出了會談的五個階段：介紹、開始、主體、結束和終止，同時提出了治療師在每個階段應該采取的會話技巧和策略。在介紹階段，治療師應該降低來訪者的焦慮，使之參與到會談中來，具體涉及治療師應該如何稱呼對方以表示尊重和營造談話的氛圍等。在開始階段，治療師應該表示傾聽、建立和諧的關係、促使對方開始講述自己的問題等。對治療師的具體建議有：運用大量的開放性問話以及溫和的請求；避免藥物、酗酒、性或其他敏感話題；選擇來訪者持有強烈看法的話題；避免使用搖擺性問題，盡量使用溫和的請求指導來訪者進行回答；問下一個問題前避免長時間的停頓等。在主體階段，治療師應該圍繞以下方麵展開會談：病史，診斷性區域，來訪者的視角，正式心理狀態檢查，社會曆史，家庭曆史，自殺的潛在性，發展史和心理基因史，醫療史。在結束階段，治療師可以通過詢問來訪者的感受以及元交際行為等來進一步鞏固來訪者繼續治療的願望。在終止階段，治療師要明確表達終止性的話語和手勢等。Shea認為，對會談結構的揭示有助於治療師很好地利用會談不同階段的自然過渡為治療目的服務。
Fitzgerald（1992）分析了針對不同類型的來訪者（個人、夫婦、家庭等）的談話技巧，其中包括如何對個人、夫婦、家庭做出深入的評價，如何製定全麵的治療策略，如何做出動態的診斷，如何將治療計劃執行到底等。在研究中Fitzgerald提供了很多有關他如何操作的具體案例以及為達到治療目的所使用的確切的語言。
Wachtel（1993）對心理治療的話語技術的討論側重於如何從理解來訪者到如何把這種理解表達出來。Wachtel詳細研究了治療師所能說的話以及這些話對治療過程的影響。治療師的話語既要有治療性，又不能傷害來訪者的自尊或引起來訪者不必要的痛苦和阻抗。治療師想要表達的每一條公開的信息，以及治療師對來訪者的經驗或動態性（即焦點信息）的每一次具體理解和交流，都帶有第二種信息，即元信息（meta-message）。元信息表達了對焦點信息所包含的內容的一種態度。效率高的心理治療師對來訪者做出評論時，評論所包含的元信息和治療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Wachtel非常關注治療師的信息的含義，比如該信息促使來訪者對治療師做出怎樣的評價，表達了治療師對來訪者怎樣的看法，是否誘發了合作或阻抗，是否提高了來訪者的自尊心，是否導致了衝突的解決、恐懼的減少或者技能的提高等等。
Murphy & Dillon（2003）對會談不同階段的會話技術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這些會話技術主要包括如何開始，如何關注和傾聽，如何支持和共情，如何探索和詳述，如何改變來訪者的行為，如何與來訪者建立良好的關係，如何結束和過渡等等。更為具體的會話技術還包括使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焦點關注、共情、問話、沉默、情感反映、評價等等。
Seligman（2004）對會談技術的討論主要包括：如何構建有幫助性的問話（如開放性問話、封閉性問話、暗示性問話等），如何引出、關注、回應、評價和改變情感（如積極參與、追蹤、鼓勵、總結等），如何辨別、評價以及修正思想，如何辨別、評價和改變行為等等。
此外，對會談技術的研究還包括Ivey等（2004），Fredman（2004）等等。Ivey等比較全麵地介紹了意向性會談的種種技巧，如詢問的技巧、關注的技巧、積極傾聽的技巧（如鼓勵、釋義和總結）、情感反應技巧等。Fredman則分析了情感性語言的重要性。他指出，注重對方的情感語言規律可以避免強迫、損害、孤立或給雙方的談話造成僵局。
（二）社會學角度的研究
心理治療雙方的社會文化特征，如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種族、文化、權力等因素與心理治療話語密切相關，因此社會學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心理治療雙方的這些社會文化特征及其對治療關係和治療效果的影響。
Burman（1995：469-489）對以女性主義療法為取向的心理治療話語中的主體性和權力進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權力問題與心理治療模式和心理治療過程是不可分割的。具體的模式意味著治療師和來訪者的不同權力地位。權力不是簡單地移植到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或者從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消除，而是滲入心理治療的工作和含義之中。治療師主張權力的方式——對解釋性的術語進行定義，或者擺出更有知識的姿態——不應該理解為與治療過程的偏離，不是表明會談的女性主義特征，而是表明了權力是心理治療的不可避免的特征（這一點與其他的互動相同），隻是女性主義療法使權力問題更加顯現出來。權力不是單一的，盡管治療師擁有更多的知識，但是來訪者的知識也得到了認可。也就是說，來訪者可以接受、阻抗或者開啟新的解釋。Burman認為，會談中話語的派生性本質表明沒有具體的女性主義的心理治療話語。談話吸取了廣泛的資源，但是是根據女性主義的信念或看法建構的。話語地位和策略對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關係有重大影響。
Stratford（1998：383-394）分別選取了兩名男性和兩名女性治療師以及17名不同的男性和女性來訪者為研究對象，目的是研究男性及女性治療師是否通過他們所使用的言語行為中的語言向來訪者施加權力。所有四位治療師都是具有家庭療法背景的治療師。其研究結果顯示，兩位男性治療師使用打斷的頻率比兩位女性治療師高出三倍之多，而且男性治療師打斷女性來訪者的次數至少是其打斷男性來訪者次數的三倍。相比較而言，女性治療師對男性和女性來訪者的打斷次數基本相當。打斷意味著實施會話的權力和控製。影響治療師話語打斷的因素包括：治療師作為改變主體的角色，其理論傾向、治療關係、來訪者問題的本質、前幾次會談中與來訪者的會話互動模式等。此外，治療師對性別和語言的看法和想法、性別定勢等都是造成他們打斷男女來訪者的主客觀因素。總體上而言，女性來訪者被打斷的次數多於男性來訪者。這種打斷不是由治療師自身的性別所決定的，更多是因為治療師的角色和地位。
在Guilfoyle（2002：83-97）的研究中，一直強調心理治療話語中權力的存在。他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麵考慮心理治療中的權力：話語（所說或所做）和物質性（materiality）（使一定談話和行為成為可能的地理空間）。如果缺乏對這兩個方麵的相互性的了解，就不可能了解心理治療中的權力關係。在心理治療中，治療師同時運用知識和權力對來訪者開展治療工作，因此治療被視為權力/知識網絡。Guilfoyle對“以對話為導向的”（dialogue-oriented）、“不知的”（not-knowing）心理治療模式中的對話與權力的關係的研究表明，在對話性的治療中，公開的權力的行使威脅到互動的對話性地位，因此治療師通過“不知”的做法來延緩或拒絕權力。Guilfoyle通過個案分析指出，正是權力的存在透露了對話性治療的典型特征：不知（not-knowing）和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知”的治療師抑製自己的“聲音”以維持治療的對話性（dialogicity），因此需要做特別的說話準備以便把治療師的“不知”傳遞給來訪者。沒有這些說話準備，心理治療會走向獨白。治療師的機構和社會文化背景使其獲得了強勢的說話地位，這種話語權力滲透到了治療關係之中，對治療中的這種權力的拒絕隻是掩蓋了這種權力，治療師對權力的掩蓋有助於建立良好的治療關係。權力是所有治療享有的“共同因素”（common factor），理解心理治療的過程時我們需要考慮作為權力的“繼承者”的地位。因此，對心理治療中的對話的“再理論化”（retheorization）需要把對權力的考慮納入其中，而不是排除在外。
以電台心理谘詢話語為研究對象，Hodges（2002：455-479）運用福柯式的後現代方法論研究了心理治療實踐中的權力運作情況。通過心理治療問題化（therapeutic problematization），來電者的煩惱被重建，關注的核心得以轉向來訪者與自身的關係（也就是倫理學轉向），尤其是提供了來訪者可以調節自身行為並使其將來可能的行為正常化的方式，促使來訪者對自身同時作為治療對象和負責任的主體做出解釋。於是，通過產生帶有責任的人，權力與心理治療實踐發生了聯係。
Murphy，Cheng和Werner-Wilson（2006：475—484）研究了不同理論取向（合作心理治療、女性主義療法、結構主義療法、敘事療法和米蘭家庭療法）的六位治療師在心理治療中通過交際控製對權力的使用。所有的治療師，無論他們對權力的立場如何，在首次治療會談中都會利用治療師的角色對來訪者施加權力。而且，治療師所實施的交際控製的數量和類型在一定程度上與其理論取向是一致的。比如合作療法和敘事療法取向的治療師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在會談中使用的會話控製的數量少於結構主義和家庭療法取向的治療師。
Sutherland（2007：193—209）認為心理治療的“話語學轉向”使治療關係獲得了應有的重要性。通過對比三種家庭治療模式（敘事療法、焦點解決療法和合作療法）下治療師的權力態度和社會文化背景，Sutherland指出，有的話語學治療師采取了非專家的幫助者以及情感反應的傾聽者的立場，有的則承認與來訪者相關的不可避免的專家地位以及在治療過程中成為積極指導者的責任。治療師通常喜歡在治療過程中與來訪者進入某種概念性框架。在話語性治療中，這些框架是關於可能發生的對話的想法，而不是強加給來訪者的思想、需求和行為。盡管對心理治療中構成良好互動的成分持有異議，但很多話語學實踐者擁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來訪者成為“積極的調解人、協商者以及自身生活的代表”。
（三）語言學角度的研究
語言學角度的研究主要是運用普通語言學、語用學和話語分析的理論對心理谘詢會談中宏觀層麵與微觀層麵的話語活動進行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綜合性研究、言語反應模式的研究、問答研究、解述的研究、打斷研究、話語風格的研究等。
1.綜合性研究
綜合性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綜合性理論與實踐研究專著和論文集，其內容相對比較豐富，主題比較廣泛。主要包括Pittenger等（1961）最早對話語行為的微觀研究，以及後來Labov和Fanshel（1977）、Russell（1987）、Gale（1991）、Ferrara（1994）、Per？kyl？（1995）、Per？kyl？、Antaki和Leudar（2008）、Pain（2009）等開展的語用學和話語分析研究。其中除了Russell（1987）和Per？kyl？、Antaki & Leudar（2008）所著為論文集之外，其他均為專著。
Pittenger等在其著作《最初的5分鍾》中，最早對心理谘詢話語進行微觀分析與實證研究。通過對心理治療會談最初5分鍾的錄音材料的仔細分析，Pittenger等指出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並描述心理治療會談中發生的一切”（Pittenger，et al.，1961：4）。他們認為，要求參與者在會談之後對會談進行描述是一種不盡如人意的觀察方式，因為參與者的敘述可能是選擇性的，而且是對實際會談的推斷，而不是直接的描述。Pittenger等表示，“我們所關注的是這些推斷所依據的行為的本質……我們想了解這些內容，部分是因為基本的科研興趣，部分是因為這種知識在培訓新的治療師時顯得尤為重要”。（Pittenger，et al.，1961：5）。在研究中，Pittenger等對話語進行了逐個仔細描述。在找出話語的隱含意義時，他們尤其注重詞彙選擇和音律特征（語調、音高、語速等）。此外，他們在研究中總結了人際交往的九個普遍性原則：內在參照（immanent reference），文化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交際模式重現（recurrence of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對照與合理選擇的工作原理（contrast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alternatives），信號與噪音的相對性（relativity of signal and noise），打包性強化（reinforcement：packaging），調整（adjustment），互動優先（The priority of interaction），以及顯微鏡危險（The dangers of micros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