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問話的權力
如前所述，話語是社會實踐的話語，是權力的話語。在會話實踐中，強勢的會話參與者對弱勢的會話參與者的話語行為實施支配和限製。這種限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話語內容、（社會）關係、主體地位（Fairclough，1989：46）。
在心理治療中，治療師和來訪者的角色性權力、社會性權力以及曆史性權力存在較大懸殊。話語是在力量關係領域發揮作用的策略性要素（Fairclough，1992：59）。因此，處於主導地位的治療師總是運用各種話語策略對會話進行幹預，企圖改變來訪者。問話所固有的（形式和功能）特征使問話本身蘊含一定的支配力和控製力，從而使其成為治療師最常用的幹預策略之一。
問話的支配力和控製力與問話的序列結構相關。作為問答相鄰對的第一部分，問話具有啟動談話的功能，它蘊含一種控製力，可以建立一個人在談話中的地位（Halliday，1994）。Harvey Sacks指出，“在談話中，問話人有獲得再次講話的機會”，而且，“隻要問話人處於問話的地位，那麼他就對整個談話實施部分控製”（Sacks，1995，Vol.I：49-55）。因而，在心理治療中，“每一個問答序列都傾向於把主動權交還給治療師”（McGee et al，2005：376）。
問話是一種對答話人實施控製的策略。問話人是話語中的主角，有充分的機會把自己的思想或看法強加給他人，而處於配角的一方很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Linell，1990：164）。而且，問話人持有權力，也是因為很多時候問話人已經知道答案，隻是通過問話尋求確認（Kress & Fower，1979）。
問話的支配力還體現在問話分配不對稱所導致的話輪分配不對稱，從而使處於主導地位的一方控製談話的整體結構。Wang（2006：540）認為，在機構性談話中，處於主導地位的會話參與者占據了問話人的位置，而其他處於弱勢的參與者的問話機會十分有限，甚至被剝奪了問話的機會（如庭審中的被告或證人、醫患門診中的病人等），這是由於機構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通過問話，問話人獲得話輪的同時把話輪機會分配給下一個談話參與者。當問話人進行連續性問話或者大量問話時，他就會一直控製話輪機製和問答序列，從而控製談話的整體結構。而答話人在談話中處於被動的地位，“一旦答話中出現最小量的、充分的答話成分，答話人就麵臨著被打斷的風險”（Paul ten Have，1999：166）。Drew和Heritage（1992）也認為，話輪係統通過預先的問答分配組織起來，問答話輪分別屬於機構性參與者和非機構性參與者。因此，問話對處於弱勢和從屬地位的答話人產生約束，即要求答話人對問話做出回答，同時對答話的內容做出限製。
問話不僅控製談話的整體結構，而且還控製談話的局部話題以及整體話題。通過問話，談話參與者在交際互動中可以通過控製話題的推進、產生新的話題或者重新調整舊的話題等對話題進行序列性或者局部性擴展，從而控製整個談話的話題。機構性談話是以目的為導向的，問話所產生的一係列的序列性話題使整個會話具有連貫性，最終形成整個談話的話題。當治療師通過問話限製並引導答話人就自身經曆的某一個具體方麵進行講述時，就是有效地實施了話題控製。
此外，如前所述，問話形式不同，權力的大小（支配力的大小）也不一樣。這與問話的命題內容以及問話人所掌握的信息相關。也就是說，問話的命題內容針對不同的事件（A-事件，B-事件或者AB-事件）時，問話的形式以及表示疑問的程度不一樣。A-事件是為說話人所知道的事件，B-事件是聽話人所知道的事件，AB-事件是說話人和聽話人所共知的事件（Labov & Fanshel，1977）。如福柯所言，“知識就是權力”。問話人掌握的信息越多，疑問度越小，對答話人的支配力也就越大。反之，支配力就越小。特指問針對的是B事件，因此比是非問的支配力要小。附加問話的命題內容多是AB-事件，疑問度最小，因此支配力最大。
因此，總體上而言，問話的分布、問話的形式、問話的命題內容等都與權力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