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對語言學和心理谘詢實踐的啟示
首先，問答在整個心理治療會談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正如Schegloff等指出的那樣，隻有在法庭審問和醫生問診這樣的特殊會話場合，才會長時間地以這種問答方式進行交談。在心理治療會談中，問話是治療師進行治療性幹預的一種重要手段。治療師通過問話了解、澄清、並確診來訪者的問題，同時通過問話進行幹預治療，與來訪者或直接或間接地分享自己對問題的設想，和來訪者共建一種新的經曆，使來訪者建立對問題的新的設想，從而促成自身的積極改變。因此，問答行為是心理治療會談中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話語行為。
其次，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問答互動表明了兩者之間較強的合作關係。
在前述的數據統計分析中，附加問話、治療師和來訪者的擴展性答話以及肯定性答話出現的頻率較高。附加問話是治療師表示積極關注、共情性理解以及間接性指導的主要話語形式，是治療師為會話的合作性以及良好的治療關係的建立所做出的合作努力。擴展性答話的數量則體現了心理治療會談中良好的“供需”關係。在心理治療會談中，來訪者的擴展性答話是優先答話，數量較多的擴展性答話一方麵體現了來訪者敘述自身問題的願望，另一方麵為治療師了解、診斷和治療來訪者的問題提供了較為具體和充分的信息，這正是治療師所需求的。治療師的擴展性答話在給來訪者提供更多信息時，其目的在根本上是治療性的。此外，肯定性答話作為優先答話，其數量之多也表明了來訪者對治療師的權威地位的尊重以及治療師建立和維持良好治療關係的願望，表現了治療雙方高度的合作性。
再次，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問答互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兩者之間不對稱的話語權力關係。
問話是權力的體現，因此問答現狀也反應了心理治療會談中的話語權力關係。在心理治療會談中，治療師所啟動的問答相鄰對總數，治療師的問話總數等都遠遠高於來訪者，因此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話語權力關係是不對稱的，治療師處於“主動問”的強勢地位，而來訪者明顯處於“被動答”的弱勢地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來訪者默許並接受這種不對稱的話語權力關係（如前所述的來訪者較高的擴展性答話的比例以及肯定性答話的比例）。
但是在心理治療的會話實踐中，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不對稱的話語權力關係不是靜態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發展的。和首次會談相比，來訪者在後期會談中的問話出現了顯著增長。首次會談中的問話總數為47個，後期會談中的問話總數增長至143個，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來訪者話語權力的增強以及來訪者自信心的增長。
最後，問答互動對心理治療實踐具有重要啟示。
就問話類型而言，開放性問話對來訪者的支配性較小，留給來訪者的答話空間很大，但是開放性問話通常建立在良好的治療關係的基礎之上，否則有些有一定深度、涉及隱私或者威脅來訪者麵子的問話會遭到來訪者的阻抗，從而使會談陷入僵局。封閉性問話對來訪者的支配性較大，在心理治療過程中有助於治療師表示共情和理解、獲取信息、澄清事實、規正言路、間接指導等，而且易於回答，能有效地節省時間。但是過多的封閉性問話使治療師難以獲得問話以外更多的信息，也容易壓抑來訪者自我表達的願望和積極性，從而影響治療效果。這是因為在心理治療過程中，來訪者情緒上的自我宣泄，本身也是一種治療手段。過分簡單的答話，不利於來訪者自我表達願望的滿足（薑學林，2000：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