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對應結構模式與類型的應用分析
在研究機構話語時，我們不僅要揭示其互動結構的形式特征，而且要揭示互動結構所呈現出的規律性。因此，針對對應結構的類型以及對應結構的模式在心理治療話語中的應用特點，我們進行了定量分析，重點考察心理治療這種特殊的機構話語所表現出的規律性以及這種規律性背後所蘊含的更深層的動機和原因。
我們對語料統計做如下說明：
1.作為分析樣本的六次會談的語料來自我們正在建設的“中國心理治療會談口語語料庫”。語料1、2、3是三位治療師針對三個不同的來訪者所做的首次心理治療，語料4、5、6分別來自其相應的一次後期心理治療。選擇不同的治療師和不同的來訪者是為了排除因單個治療師或單個來訪者可能造成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特征。選擇首次和後期心理治療是為了進行一定程度的對比分析，揭示心理治療過程的動態性以及呈現出的規律性。
2.雖然心理治療會談具有階段性的特征（Have，1989a：115-35；O’Hanlon & Weiner-Davis，1989，75-103），如“開始階段”、“問題描述階段”、“診斷階段”、“治療或指導階段”以及“結束階段”等，在考察對應結構時我們並不做分階段的考察，而是進行總體考察。這是因為在心理治療實際語料中，尤其是中後期會談中，各階段（除開始階段和結束階段之外）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因為在中後期，整個會談的重點是治療，不再是問題的診斷和定性。而且，據我們的初步觀察，開始階段和結束階段也通常隻有一至兩個對應結構。因此，我們把這一類對應也納入了總體考察的範圍之內。
3.我們統計的對應結構模式有八種類型：光杆I，I-R兩步結構，I-R-F三步結構，I-R-F-i Fii四步結構，I-R-F-i Fi-i Fiii五步結構，I-R-F-i Fi-i Fii-i Fiv六步結構，I-R-In-Rn重複結構以及I-I’-R’-R包孕結構。我們統計的對應結構類型有三種：誘發類、告知類和指示類。
4.我們的定量分析主要包括：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結構總數與整體分布情況、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結構類型的數量與分布情況、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各種對應結構模式的數量與分布情況（其中包括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各種對應結構模式的數量對比，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各種對應結構模式在語料中的分布情況，以及治療師和來訪者分別啟動的誘發對應、告知對應和指示對應的各種模式在語料中的分布情況）等。
一、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結構總數與整體分布情況分析
治療師啟動的對應數量遠遠高於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量。具體表現為治療師啟動的對應數量占治療師和來訪者共同啟動的對應總數量的74.05%，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量所占比例僅為25.95%。也就是說，治療師在談話中主動發話的機會比來訪者高出了2.85倍之多。
造成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量不對稱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麵。第一，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對稱。治療師和來訪者自身的角色性權力（role power）、社會性權力（societal power）以及曆史性權力（historical power）（DeVaris， 1994）的不對稱決定了心理治療中權力關係的不對稱，也就是說，治療師對來訪者擁有控製權（power-over），會談的內容、時間、長短等都在治療師的掌控之中（Masson，1989）。因此，在心理治療會談中，治療師處於絕對的主導地位，控製著心理治療會談的進程、話題的選擇以及談話的方向。第二，心理治療會談的結構特點以及階段性目的。總的來說，從會談開始，到來訪者問題的了解，再到對來訪者問題的診斷和治療，最後到會談結束，心理治療會談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特征。而且，心理治療的各個階段具有明確的目的，也就是心理治療總目的之下的子目的。尤其是在來訪者問題的了解和診斷階段，治療師不可避免地要通過一係列的問答來獲得有關來訪者問題的信息，這也就決定了治療師要通過誘發舉動使來訪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從而導致了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對應結構數量不對稱。
但是，後期會談中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量有所上升。通過對比首次會談和後期會談中治療師和來訪者分別啟動的對應數，我們發現，在後期會談中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所占比例從首次會談中的17.84%增長至後期會談中的32.70%，比例增長了14.86%，這表明了心理治療話語的動態性特征。我們認為這種變化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麵：一是後期會談中的治療目的，二是後期會談中的治療關係。在後期會談中，心理治療會談的主要目的已經從最初的了解和診斷來訪者的問題轉向對來訪者的問題進行治療。此外，治療師和來訪者已經建立了比較良好的治療關係，而治療關係表現為話語權力關係。隨著治療後期階段來訪者的內在權力和話語權力增強，來訪者在會談中的主動性提高，因此就獲得了更多的主動發話的機會，於是表現為後期階段來訪者啟動的對應數量有明顯增加。
二、治療師和來訪者啟動的各種對應結構類型的分布情況與分析
治療師啟動的誘發對應數量最多，來訪者啟動的告知對應數量最多。具體來看，治療師啟動的誘發對應數占其啟動的對應總數的61.66%，其次為告知對應，占總數的27.93%，數量最少的是指示對應，占總數的10.41%。通過對比首次會談和後期會談中的對應類型，我們發現治療師啟動的誘發對應的數量在後期會談中有所下降，而告知對應和指示對應的數量有所上升，尤其是告知對應的數量從首次會談中的79個增至後期會談中的133個，比例也從21.18%增至27.93%。
來訪者啟動的三種對應結構類型中，告知類在數量上有絕對優勢，占其啟動的對應總數的79.2%，其次為誘發類，占總數的17.15%，數量最少的為指示類，占總數的3.65%。來訪者啟動的誘發對應的數量雖然從首次會談中的15個增至後期會談中的32個，但是在其啟動的各種對應類型總數中所占比例變化不大，這是因為在後期會談中來訪者的告知對應的數量有了顯著增加，從首次會談中的64個增至後期會談中的153個，比例也從75.29%上升至80.95%。此外，來訪者啟動的為數很少的指示對應在首次會談和後期會談中的數量變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