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紐約係列爆炸案（1940年—1957年）
一、1940年11月16日的序幕
這天，在紐約電力公司的聯合愛迪生大廈的窗台上出現了一隻可疑的工具箱，打開一看，裏麵裝著一根黃銅管，管裏麵塞滿了炸藥，管子外裹著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一行字體清秀的小字：
聯愛公司的騙子們，這是送給你們的禮物。
F．P
罪犯沒有留下指紋，炸彈也沒有爆炸。
1941年9月一個因時鍾的導火線機械結構沒有被拉開而未能爆炸的炸彈在第十九大街被發現。
三個月後（日本偷襲了珍珠港），警方又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件：
我不再為這個持久的戰鬥準備更多的炸彈——我的愛國感情已經讓我作出這個決定——以後我會把聯愛送交法院審判——他將為他們的懦弱行為付出代價。
F．P
這封信是從韋斯特切斯特縣寄出的。
愛迪生聯合公司負責為整個紐約城提供電力，雇有幾千名職工，為幾千萬用戶服務。向公司表示不滿，為這樣那樣的糾葛抱怨的不乏其人。倘若到檔案堆裏一頁一頁地去查找誰有可能放炸彈，這工作之浩繁確乎令人生畏。愛迪生公司的保衛部門想知道究竟誰與公司過不去，他們還是查閱了所有的“公安卡”，發現對公司出過怨言的人有好幾千。還能查到什麼呢？他們同時認為，這也許隻是想嚇唬一下愛迪生公司，所以，調查也未進行到底，對外也沒有聲張。
在以後的五年裏，聯愛、報社、旅店和百貨商店也收到了類似的紙條，也就是說，在1941年和1946年間，F．P發出了16封內容相同的信。
然後F．P信件絕跡了。警方推測也許他放棄了攻擊聯愛的願望，也許他已經死亡。
到此為止，這個案件成了一個無頭案。
二、恐怖的20世紀50年代
實際上恐怖還沒有真正開始。
1950年3月25日，第三顆炸彈出現在大中心車站的地下室。沒有爆炸，但恐怖又開始了。1950年4月24日紐約大眾圖書館附近的電話亭被炸毀了。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不過，不是炸彈沒有炸，就是爆炸力很小。
1950年聖誕節的前幾天，《紐約先驅論壇報》收到一封發自韋斯特切斯特縣的讀者來信。信上寫到：
我是一個病人，而且正在為這個病而怨恨愛迪生公司，該公司會後悔他們的卑劣罪行的。不久我還要把炸彈放在劇院的座位上。
謹此通告。
F．P
此後數年，F．P不斷用這種方式投寄信件和放置炸彈。而且，他的炸彈也越造越熟練，頭8顆隻炸了兩顆，1951年至1952年間卻有4顆以上爆炸，1953年又爆炸了4顆，1954年炸傷了4人——2人生命垂危。到1955年，F．P的速度加快，其行為發展到狂熱程度，先後放置了52顆炸彈，並炸響30顆。報紙廣泛報道他的“成就”，公眾恐慌不安，稱F．P為“炸彈狂”式恐怖分子。而他還擔心別人不領會他的意圖，投寄給報社的匿名信，措辭日益強烈。不幸的是，有一個人在他的土炸彈下喪生。F．P的恐嚇信日益刻薄，信寫得更長了。
1956年12月2日，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彈在布魯克林區的派拉蒙劇院爆炸，造成6人受傷，其中3人重傷。
案件一直沒有破獲。如果不是某個警察官員做了一件反常的事情，也許這類事情還會一直延續下去。
三、霍華德·芬內的請教和布魯塞爾博士的16個推斷
F．P案件已經不是秘密了，它成了公開的新聞。“炸彈瘋子”威脅著公共安全，人們不可能隻把它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F．P是一個恐怖的幽靈，遊蕩在紐約城的上空。公眾強烈要求警方製止罪犯的危險活動——既然它存在於世，就應該暴露他的麵目。紐約警察局為了挖出F．P，展開了大規模的行動。但是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收獲。在這種情況下，紐約警察局的霍華德·芬內警官其實意識到了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芬內是紐約警察局的偵探長，兼紐約刑事實驗室主任，他有精神病法醫學學士頭銜，由於自己的出身，他想到了心理學家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但是要一個警察去求教一個外人，並且就芬內來說，意味著要破除他的精神病學的藩籬，去認可布魯塞爾代表的精神分析學，這是反常的，當然也是難能可貴的。
芬內決定去請教研究刑事犯罪心理學的分析家布魯塞爾博士。他帶了兩名警探，帶去了F．P一案的全部卷宗：一些炸彈爆炸留下的殘片，F．P的幾封信，幾張F．P炸彈的照片——這些就是他們認為對布魯塞爾有用的東西。那時，一般警探們和大眾一樣不知道“心理分析”究竟為何物。
在布魯塞爾家裏，布魯塞爾博士為芬內提供了一份極為詳盡的評估。這花去了他4小時。布魯塞爾對“心理分析”這門新興的剖解方法十分關注，他雖然自恃很高，但也十分清楚這次分析活動的意義，做不好會影響他自己的聲譽，他依靠對心理分析理論和技術的精深理解，充分運用經驗，盡量做到詳盡具體——結果是做成了犯罪行為分析史上的劃時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