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實踐表明，正確地辨認是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客觀根據之一，它對偵查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於辨認中存在著大量的影響證人正確辨認的因素，影響著證人辨認的準確性。正如加裏·韋爾斯（G．L—Wells．1993）等人指出的那樣：“目擊證人的錯誤辨認是造成錯判有罪的最常見的原因。”（韋爾斯等人（1998）研究了在美國發生的40個案件，這些案件的被告人最初被認定有罪，而後根據DNA檢驗消除了犯罪嫌疑，結果發現，其中有36例（90％）是屬於一個或更多的目擊證人錯誤地辨認了無辜者。——引者注）“盡管目擊證人的記憶對重構過去發生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擊證人並不是萬無一失的。”（同上）在對205起被告人被錯判有罪的案件進行分析後，拉特納（A．Rattner，1998）發現，其中的52%是因為目擊證人的錯誤辨認造成的。
下麵是一起發生在英國並由此引起英國司法改革的案件，以此作為本節的引言。
阿道夫·貝克案
（1896—1904年）
1896年12月16日下午4時左右倫敦維多利亞街139號樓的大門。
阿道夫·貝克是一個小胡子長得又密又長、一頭白發、約50歲的男人。他從裏麵走到門口時，站了幾秒鍾，似乎正在不知所往時，一位素不相識的女人迎了上來，擋住了他的去路。
“先生，我認識你！”她大叫道。
“請原諒．您要幹嗎？”他問道。
“我要你還給我兩隻手表和一隻戒指……”
阿道夫·貝克擺脫了這個女人的糾纏，橫過馬路向街的對麵走去。女人尾隨而上。他走到一個警察麵前對他說，有個他從未見過的陌生女人纏著他。緊接著那女人也趕到了，非常憤怒地向警察投訴，說和警察說話的這個男人騙了她，還偷了她的東西。她要求立即把此人抓起來。警察把他倆帶到了派出所。
這個名叫奧吉莉婭·麥鬆尼葉的女人是一位英語教師，她指控了這樣的情況：
三個星期前，這位小胡子在維多利亞街上和她說過話。那天她去看花展，貝克叫了她一聲，並問她是否就是艾維頓夫人。聽對方回答說不是之後，他連聲道歉，又說這花展算不得什麼，他本人就對花有所了解，因為他的在林肯郡的莊園裏，做工的花匠就不止6名。奧吉莉婭·麥鬆尼葉自稱是個花迷，家裏養有不少菊花。貝克聽了當即要求她，能否讓他看看她養的花。當下兩人說好了次日到奧吉莉婭在福爾漢姆街的家見麵。第二日貝克準時來到她家，自我介紹是索爾茲伯裏勳爵，他巧妙地“順便提到”自己有180，000英鎊的收入。並邀請她和他一起乘他的快艇到裏韋拉去逛一趟。與此同時他提出一個要求：她得置辦一些比較優雅的服裝。
接下來就是奧吉莉婭聽他擺布了：勳爵扳著指頭說了一串她必須置辦的服飾，親筆寫了一份必備服裝的清單，還以麥鬆尼葉的名義開出一張40英鎊的支票，給她用以購買這些服裝。奧吉莉婭把她的一隻手表和一隻戒指也交給勳爵，因為他說要拿去照原物大小購置更貴重一些的手表和戒指。勳爵走後過了一個半小時，這位女教師發現自己的另一塊表也不見了，頓起疑心，她想到銀行兌現支票上的錢，可是銀行裏沒有什麼“索爾茲伯裏勳爵”開的戶頭。情知上當的奧吉莉婭·麥鬆尼葉竭力想找到索爾茲伯裏勳爵。巧在剛才他們不期而遇了。奧吉莉婭·麥鬆尼葉可以發誓，阿道夫·貝克就是索爾茲伯裏勳爵。
當天晚上蘇格蘭夢勺巡官瓦爾多克接受了偵辦此案的任務，他熟悉當地情況，他查明，自1894年12月以來有許多單身婦女報案，都說受到一個叫威爾頓勳爵或者叫威洛比勳爵的白發男人的詐騙，其手法與“索爾茲伯裏勳爵”一樣。報案者共22名婦女，典型的情況例如：
1894年12月初該“勳爵”在芳妮·努特家騙走了兩隻戒指和一枚胸飾；
1895年1月初在埃維林·繆勒那裏騙走了一隻戒指；
1895年2月8日騙走了阿莉莎·辛克萊的兩隻戒指；
1895年3月7日騙走了安娜·湯森的一隻戒指和兩個鐲子；
1895年7月6日騙取了戴斯·格蘭特的兩隻戒指和其他一些飾物；
1895年7月23日騙去了凱特·布萊克菲爾德的兩隻戒指。
“勳爵”的心眼很小，有時，在告辭時還向對方“借”坐馬車的錢，說是仆人忘了給他口袋裏裝點零錢。
警方組織了若幹次辨認，讓這些婦女當麵辨認貝克是不是那個勳爵，每次的慣例都是，臨時從街上請來10個至15個男人，不管這些人長相是否與貝克稍有相象之處，聽任隨機的選擇。但是這些辨認中，普遍的情況都是，唯一的一個長著白發、留著小胡子的人是貝克，當他和其他人站在一起的時候，女人們的眼光全都立即盯在了他的身上了。然後“鑒別檢閱”的結果是，她們都異口同聲地說，貝克就是那個騙了她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