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感到非常冤枉，這還不僅在於這些辨認大錯特錯，還在於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有錢的紳士，這種事牽連到他簡直是太不合邏輯了。他說他在挪威開辦了一個銅礦場，收入頗豐，他用得著去幹這種詐騙和偷盜的勾當嗎。他的證件上寫著：1841年生於挪威，1865年移居英國，在一個輪船航運公司當經紀人。後來他四處奔波，曾在貝丁市當過一名歌手，1868年遠赴南美，常在音樂會上演出。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當過捐客。在秘魯軍需部門發了大財，1884年重返挪威，買下了挪威的一個銅礦場。一年後他回到倫敦，先是住在“科文特園”飯店，後在維多利亞街租了一套帶家具的房間。貝克的秘書證明他確實擁有一個銅礦場。但是也有不利的情況，警方查明，貝克在“科文特園”飯店還欠有600英鎊的賬，並且借了秘書的錢也沒有還。他對女色也不太檢點。警察認為這些情況證明他有問題。但貝克一再賭咒發誓說自己清白無辜，說自己有生以來從未見過這些女士中的任何一位。
1896年12月18日蘇格蘭場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認為貝克可能就是1877年有前科的約翰·史密斯，史密斯1877年在“老貝利街”就被判5年監禁，犯的是詐騙女人的罪，和“威洛比勳爵”一樣“聘請”女人到他家去當女管家，然後用假支票騙取信任，借故將女人的珠寶騙走。1877年4月20日，受騙的路易莎·霍華德認出了史密斯，把他交給了警察局。陪審團認定他有罪，法官福雷斯特·富爾頓（注意這個法官後來又是審貝克的法官）於1877年5月10日判他5年監禁。1881年4月14日，史密斯被釋放出獄，後無消息。
史密斯又重幹起詐騙勾當來了？
警方找出約翰·史密斯的檔案一查，果然，貝克和史密斯的手法完全一樣。1877年偵查和逮捕史密斯的斯帕爾警官和拉德斯頓巡官對貝克做了辨認，他們與史密斯見麵是19年前的事，但斯帕爾信誓旦旦地對威斯敏斯特違警罪法庭證明，貝克和史密斯完全長得一樣，是一個人，他說：“這個被告就是那個人，這是毫無疑問的。就是他。我知道這個問題的判定將視我的證言而定，但我可以堅定不移地說：就是他。”拉德斯頓巡官的證言和那位同事一致。
貝克申辯，1876～1877年他根本就不在英國，這可以從南美召來證人證明，他更不知道史密斯為何許人也，他從未在英國坐過牢。貝克絕望了：“我以上帝的名義發誓，這些女人和警察都搞錯了！”
現在輪到筆跡專家古林鑒定了，他將1894—1895年“勳爵”所開衣物清單的筆跡同1877年史密斯所開衣物清單的筆跡比對，然後又與貝克的筆跡比對，他看出，1877年的筆跡與1894—1895年的筆跡相同，但與貝克的筆跡有某些不同的特征。古林解釋道：但是這些清單均係貝克手寫，隻不過這次寫清單時是用了“變形筆法”。
事情對貝克十分不利，辨認和鑒定的證據是那麼一致，使得檢察官西蒙斯已經確信了貝克有罪。他在準備向“老貝利街”提出控告書，他的任務是審查一切對貝克有利和不利的證據，但他根本不認為有什麼必要再把阿道夫·貝克的外貌同有關約翰·史密斯的身份檔案材料作一對比，在罪犯卡片集中當然有這樣的材料。
瓦爾多克巡官提醒西蒙斯，在史密斯的檔案中有“深棕色眼睛”的記錄，可貝克的眼睛是天藍色的。西蒙斯認為，檔案記錄往往草率，當麵辨認可靠多了。因此對瓦爾多克的重要提醒不予理睬。瓦爾多克強烈堅持自己的意見，結果他倒被從貝克案的偵查工作中撒了出來，換上的巡官是弗雷斯特。
弗雷斯特的專業是到國外追捕案犯，有過驕人的閱曆，但他是個舊派人物，他對警察的“照相機式的記憶力”深信不疑，認為這種記憶力是最好的一種鑒定手段，這種堅信又是貝克的不幸了，因為他自然堅信斯帕爾和拉德斯頓沒有搞錯。
次年，在貝克案中，出庭公訴人、矮小精瘦的有“訟棍”之名的霍勒茨·阿沃裏，成了貝克的又一個克星。阿沃裏的奇怪之處是，他的訴狀裏原來列有幾條是說貝克一史密斯於1877年曾被判過刑，但在5月3日“老貝利街”開庭時，據律師們說，他並沒有把這幾條當作“法庭審理項目”。
主持審判的是福雷斯特·富爾頓法官，他自己就是1877年審判過約翰·史密斯的法官，據他說，那樁舊案他已經忘卻了。
貝克請了一位老練的律師——希爾做辯護人，希爾把打贏官司的希望寄托在同筆跡專家古林的交鋒上，希爾的邏輯是：如果古林作為公訴人一方的證人出庭的話，如果古林作證說，1877年案犯的筆跡和1894—1895年案犯的筆跡相同，並說兩者出自同一個人之手，那麼希爾將借助於南美來的證人，證明1877年貝克不在倫敦，而在南美，因而不可能是1877年案的作案者，這樣，也就不可能是1894一1895年案的作案者。可是阿沃裏預見到了這種邏輯，他故意不向古林提1877年案的筆跡問題，他隻說：1894～1895年罪犯開給受騙女人的衣物清單是貝克用變形筆法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