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曆史上，在1975年的全麵整頓中，鄧小平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恢複鄧小平的中央領導職務。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把撥亂反正的希望，把開辟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路的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和各項工作中，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發揮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還沒有恢複工作，就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了批評。他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的這封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開了全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
5月2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誌的談話中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誌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誌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誌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誌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誌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我對那兩位同誌說：今年4月10日我給中央寫信，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這是經過反複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係。我和羅榮桓同誌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係來看待。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係。
1977年上半年，鄧小平在武漢期間的一次談話中，更加鮮明地表示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決不退讓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氣魄。當時的武漢軍區政治委員王平回憶說：那時，我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同誌正在各部隊了解情況。到了新鄉，軍區來電報告，鄧小平同誌到了武漢，請我們馬上返回。在武漢，小平同誌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講了許多問題，使我們茅塞頓開。其中他談到華國鋒同誌1977年初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他說，“兩個凡是”是不對的，是違背毛主席的實踐論和實事求是原則的。小平同誌講，毛主席一旦覺察到自己有錯誤，他是能夠改正的。在曆史上，毛主席也多次作過自我批評。比如，1973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誌時就作了自我批評。毛主席說，他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錯整了賀龍、羅瑞卿和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因此，不能說凡是毛主席說錯了、做錯了的也不能改。他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小平同誌還談到當時讓他出來工作的問題。有人提出，先要他作個檢討，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說，這個我不能檢討，讓我出來就出來，不讓我出來就不出來，不能拿原則作交易。他還提到，華國鋒在當時情況下當主席是合適的，但是要防止有人給他出壞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