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貫徹落實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1977年第二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由於招生製度的改革必然會改變1000多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和大批回鄉青年的前途命運，必然會改變600萬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前途命運，必然會改變社會各界廣大青年的前途命運，因而成為一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事。
但是，政治上的“兩個凡是”和教育係統的“兩個估計”仍然束縛著教育部一些人的頭腦，第二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雖然開了很長時間，不僅沒有堅決果斷地貫徹落實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不僅沒有完成改革不合理的高校招生製度的任務，不僅沒有在教育係統的撥亂反正問題上率先突破，反而大有仍然照搬“文化大革命”已經形成的、被實踐檢驗是落後於曆史前進的高校招生製度的趨勢。
第二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開成這個樣子，引起許多與會者的強烈不滿。
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是多麼的艱難嗬！在會議領導層中，勇於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人並不多，而習慣於傳統思維和傳統做法的人卻並不少。針對第二次全國招生工作會議上的情況，焦慮的人們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門緊閉吹不開。玉者，育也；玉門，即恢複高校招生考試製度之門也。
當時，《人民日報》是勇敢地站在時代大潮前列，為思想解放、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而衝鋒陷陣、所向披靡的人民喉舌。《人民日報》記者往往得風氣之先，思想敏銳，善於抓住人民群眾關心的焦點問題。《人民日報》一位記者發現了這次招生工作會議的不正常情況，向教育部負責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並要求把不同的意見向上反映。教育部負責人同意了他的要求。
9月3日，這位記者邀請六位曾經出席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比較了解“兩個估計”出籠經過，並堅決擁護鄧小平“八八講話”的省部級科教部門負責人進行座談。大家普遍認為：不推翻“兩個估計”，這次招生會議就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兩個估計”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是阻礙肅清教育係統“四人幫”流毒、實現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曆史性轉變的症結所在。
座談會結束後，這位記者連夜趕寫了一份反映大家意見的內參稿，又征求了《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交給《人民日報》以《意見彙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
真理總是在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出現。
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於總是站在曆史潮流的前列，代表著人民的意願和曆史發展的正確方向。
鄧小平看到《人民日報》記者上報的這份反映材料後，立即作出敏銳反應。
1977年9月19日——這是一個應當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冊的日子。
這一天，鄧小平召見教育部主要負責同誌，嚴肅闡述教育係統的撥亂反正問題，尖銳指出教育部在撥亂反正問題上的顧慮重重和裹足不前，大力強調教育係統必須解放思想，撥亂反正。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鮮明地提出“撥亂反正”——這一響徹雲霄的嶄新命題。
鄧小平一開頭就直截了當地否定了套在教育係統的精神枷鎖——“兩個估計”：
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紀要》裏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問題究竟怎麼看？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
《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於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誌也是畫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麼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紀要》引用了毛澤東同誌的一些話，有許多是斷章取義的。《紀要》裏還塞進了不少“四人幫”的東西。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係。我提出這個問題，可有人反對哩！
大家知道，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準確地完整地理解它的體係。對毛澤東思想就不這樣？也應該如此嘛，否則非犯錯誤不可。毛澤東同誌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
鄧小平嚴厲批評教育部主管教育卻“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他說：
“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原子彈是1964年搞成功的。氫彈雖然是1967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來的。這些都是聶榮臻同誌抓那個1956年製訂的12年科學規劃打下的基礎。
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鬥的。現在教育工作者對你們教育部有議論，你們要心中有數。要敢於大膽講話。
我在8月8日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那篇講話，是個大膽的講話，當然也照顧了一點現實。對我的講話，有人反對，這不要緊。一個方針政策，總會有人反對和不同意的。他們敢講出來就好，可以開展辯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