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集團首先從文藝係統開刀，製造了一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大帽子，全部否定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文藝係統的成績，指責新中國建立後十七年文藝係統是“文藝黑線專政”。然後推而廣之，製造出“教育黑線專政論”、“衛生黑線專政論”、“科技黑線專政論”、“公安黑線專政論”等等“黑線專政論”的大帽子，全盤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十七年各個係統的成就，為篡黨奪權製造輿論、提供根據。其中，“教育黑線專政論”給中國教育事業造成毀滅性破壞。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親和力，正是來自中國豐厚的曆史文化傳統的傳承和浸潤。中華民族長盛不衰，中華文明薪火相傳，全球華人同心同德，中華民族大一統的內在原動力，都植根於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因此，在中國曆史上，中華文明傳承和中國教育事業一直受到高度重視，認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然而，“文化大革命”卻專門毀滅文化、毀滅教育。
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新中國教育事業，強調“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要求“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文化大革命”時期，新中國教育成就被全盤否定，人民教師一律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批判教師、打罵教師、打死教師是“十年內亂”的第一個浪潮。
1968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姚文元撰寫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中說：“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姚文元當時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他的文章當然大有來頭。就這樣，把全國所有人民教師一網打盡，全部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後，特別是遲群、謝靜宜擔任清華大學主要負責人後，製造了一係列徹底否定新中國教育事業、徹底否定人民教育、徹底否定人民教師的所謂“占領上層建築的先進經驗”。196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轉了“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報告》。
這個報告說，清華大學解放後在修正主義路線的毒害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十分嚴重。全校165名處長、部長、係主任、總支書記等中層以上的幹部，80%是解放前受資產階級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87%出身於非勞動人民的家庭。各個教學的基礎單位——教研室，幾乎全部被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講師把持著。這個報告還說，“對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要堅決相信是願意革命的，但必須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再教育”一詞可能即源出於此。
這個報告認為，在清華大學的知識分子中，一種是在解放前受資產階級培養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一種是解放後在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培養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總的看來，前一種人比較複雜，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曆史問題的多，有海外關係的多（因為留學的多），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學術思想的多，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後一種人雖然與前一種人有所不同，但長期受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其中多數人也是出身於非勞動人民的家庭，世界觀也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這些人十幾年來“犯一些嚴重的錯誤，但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不能算是壞人”，因此，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要及時解放。
這個報告指出，在清華大學被群眾稱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大小小有100餘人，其中比較突出的有14人。這些人不是特務、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們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在學術領域內大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脫離實踐、脫離勞動、脫離人民群眾的“三脫離”一套貨色，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重要支柱。他們人數不多，流毒很廣，影響較大。經過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政治上是不那麼香了，但也不是那麼臭。
這個報告提出，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實行“給出路”的政策，不能再讓他們在校、係等各級領導崗位上當權了，但教授的頭銜可以保留；身體好、能做點事情的要用，他那一套體係必須砸爛，但在個體上、個別部分上還有用，應有所取。年紀太大，用處不大的，也要養起來，留著作“反麵教員”。
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批轉這個報告的批語中說，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這個報告“很好”，“不僅對各大專院校，而且對其他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和單位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