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果斷平反昭雪的第二位著名人物，是第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
陶鑄20世紀20年代參加中國共產黨，既有長期從事白區地下工作的經曆，也有在革命根據地從事革命戰爭的經驗；既有長期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曆史，也有長期獨當一麵主持一個省、一個大區全麵工作的政績。他政治敏銳，工作積極，作風深入，雷厲風行，屬於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人物。
“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鄧小平提名，毛澤東首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被選調中央，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是，陶鑄雖然身居黨政要職，卻同許多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一樣，並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幹什麼的。因此，當他看到江青集團肆意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動輒批鬥高級領導幹部時，便挺身而出，與江青集團進行了殊死的鬥爭，直到付出生命的代價。
陶鑄到中央工作不久，便遇上了推動“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讓陶鑄在會上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火。陶鑄以剛到中央、不了解情況為理由，予以拒絕。陶鑄還為一些具體問題與江青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此時的江青已經今非昔比，動輒點名訓斥一些地位很高的領導幹部，如同“老子訓斥兒子”一般。但陶鑄長期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屬於獨當一麵的“封疆大吏”，自然不能容忍江青對自己頤指氣使，尤其看不慣江青那種不可一世、稱王稱霸、老子天下第一的“文化大革命新貴”派頭，兩個人的矛盾便日益激化起來。
當初，陶鑄還以為江青是“從政”積極性高，沒有一個合適的身份也不方便，就與周恩來商量，看是否建議任命江青為文化部副部長。誰知這更加冒犯了江青的“虎威”。因為江青此時已經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自視為中央領導人之一，不僅沒有把文化部副部長的職位看在眼裏，反而認為陶鑄的建議是對自己的極大侮辱。
由於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長期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與先後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保持著經常性的工作聯係，日子長了，工作關係之上又加了一層同誌情誼。陶鑄平時抓工作有主見、有魄力，對鄧小平十分敬佩，他曾經講過：“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毛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我願拜鄧小平為師。”
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前夕，新華社要發表一組新聞照片，陶鑄在審稿時發現沒有鄧小平的照片，立即指示一定要有鄧小平的照片，並詢問新華社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新華社的同誌說，可以做一些技術處理。結果就將鄧小平的頭像換到陳毅的身上發出來了。此事經過江青集團的大肆渲染，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一時的所謂“換頭術”事件。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對劉少奇和鄧小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10月25日，通過內線已經了解會議情況的中央組織部數百名工作人員，要求赴中南海向毛澤東送交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決心書。陶鑄聽到此事後，明確表示：“組織幾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劉少奇，貼他的大字報，這種做法我不讚成。”11月初，中央組織部有人貼出反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陶鑄對此表示反對，他說：“不能把劉少奇同誌叫作敵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讚成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他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線錯誤，是團結—批評—團結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於是，陶鑄與江青控製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矛盾日益尖銳，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開會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便指責陶鑄犯了很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江青暗中策劃，攻擊陶鑄推行“劉鄧反革命路線”，說陶鑄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12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毛澤東還批評江青說，江青太任性，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上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毛澤東專門留下陶鑄，對他說：“江青這個人很狹隘，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澤東還提出，讓陶鑄到中南地區去搞兩三個月調查研究，其意思似乎是讓陶鑄暫時避開一下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攻擊的鋒芒。誰知第二天，陶鑄的問題便因為一件看似偶然又有其必然性的事情而急轉直下。
12月30日，武漢一派群眾組織——“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的代表，來到北京後以絕食為手段，要求陶鑄接見。此前，這些人已經打聽到了一些江青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對陶鑄不滿的內情。因此，在陶鑄接見過程中，這些人對陶鑄的態度極為惡劣，令陶鑄難以忍受，雙方發生嚴重衝突。這些人企圖當場揪走陶鑄，陶鑄的警衛人員履行職責，保護陶鑄，帶槍入場製止這些人的行為。這些人劫持陶鑄不成，就造謠說，陶鑄用武力鎮壓群眾，反過來又給陶鑄扣上了“一大罪狀”。
陶鑄之所以冒著與群眾組織發生衝突的危險，“死保”被江青、康生點名判定為“特務”的王任重，是因為王任重長期擔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二書記，是陶鑄的“老搭檔”，在多年的相處中比較熟悉和了解。此時，王任重亦調中央工作，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因為既與江青有矛盾又受到來自武漢的群眾組織的糾纏不休，被迫避往廣州養病。武漢來的群眾組織要“專揪王任重”，陶鑄要“死保”王任重；一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一個堅持原則，寸步不讓，雙方的矛盾便日益白熱化了。就這樣，陶鑄“引火燒身”，把武漢群眾組織的這股邪火引向了自己。
陶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1967年被打倒的。這一年的1月4日，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的講話中，事先未經中央同意，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誣陷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陶鑄，到中央之後沒有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於是，陶鑄在劫難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之中。
在後來的一個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嚴厲地斥責和批評陳伯達作為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討論和批準，就擅自宣布打倒另一個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嚴重違犯黨的原則和紀律的行為。同時，又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就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有劉、鄧的照片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陶鑄就這樣被打倒了，並被扣上一係列十惡不赦的罪名，遭到殘酷迫害。許多人一直不明白江青集團何以對剛剛調到中央工作不久的陶鑄施此毒手。其實稍加分析即可清楚：江青集團要把1967年作為“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總攻擊”；而陶鑄卻到處“滅火”，到處為被揪鬥的高級幹部“打保票”，到處保護領導幹部，因而觸怒了江青集團，必欲將陶鑄打倒而後快。江青集團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深入推動“文化大革命”掃除障礙。
隨後，陶鑄被戴上“中國黨內第三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大叛徒”等帽子，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多次被批鬥，長期被關押。最後，在安徽合肥的監禁地悲慘辭世。
“文化大革命”中，陶鑄夫人曾誌被強行押到廣東農村流放，陶鑄女兒陶斯亮從軍醫大學被分配到西北地區。一代風流、一代英豪，竟然被“十年內亂”摧殘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粉碎“四人幫”後，陶鑄的夫人和女兒為給陶鑄申冤，撰寫了幾十萬字的申訴材料，送上去後都猶如石沉大海，無人理睬。
隻有陳雲告訴她們母女，要堅信陶鑄的冤案終究會翻過來。
在聽到“鄧小平要出山了”的消息後，她們母女找到正在北京西山的鄧小平，講述了陶鑄被打倒的真相，遞上了要求為陶鑄平反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