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是江青集團在“十年內亂”中製造的一個震動國內外的重大錯案。江青集團蓄意把61位堅貞不屈的革命者打成“叛徒”。
其實，“六十一人案件”的來龍去脈中共中央早就清清楚楚。1936年春天，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從延安被秘密派到華北地區，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開展黨的工作，領導華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劉少奇在開展工作中，深深感到極為缺乏幹部。
於是，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就向劉少奇建議，可以讓被關押在國民黨政府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誌，履行“簽字”手續出獄，以解燃眉之急。同時，如果不及時營救這些同誌，不論是日軍侵占了華北，還是蔣介石集團把這些同誌轉押到南京去，他們都有可能全部被殺害。
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提議，北方局立即上報中共中央請示。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代表中央決定，同意北方局的意見。北方局立即將這個決定轉致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李葆華，要求立即執行。李葆華和徐冰委派孔祥禎，通過秘密渠道，向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轉達了這個決定。但草嵐子監獄黨支部一致拒絕執行。
1936年夏天，柯慶施等人再次寫信，讓孔祥禎輾轉送給草嵐子監獄黨支部：“你們知道誰給你們寫這封信的？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誌。”
胡服——是劉少奇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時的化名之一。草嵐子監獄黨支部得知讓他們辦理“手續”出獄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誌”的指示，這才高度重視，堅決照辦。
從1936年9月開始，草嵐子監獄黨支部讓監獄中的同誌陸續履行手續，離開了監獄。
當這一批同誌辦理“手續”出獄後，柯慶施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十年內亂”爆發後，本來清清楚楚的“六十一人”出獄一事，突然成了“特大問題”。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康生，為了徹底整垮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政治需要，蓄意把水攪渾，下令在“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專案組”中，悄悄增加了一個與劉少奇密切相關的“1936年專案”，簡稱“三六專案”，進行秘密調查。
由於康生等人的大肆煽動，各地紛紛成立了所謂的“抓叛徒戰鬥隊”，把過去所有被敵人逮捕過但已有過正確結論的同誌的舊案統統翻了出來，無中生有，製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錯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即為其中之一。
由於江青、康生等人的誣陷，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的文件。隨之，過去在南京、蘇州、濟南、太原、新疆等地國民黨政府監獄中囚禁過的老同誌，以及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幹部，幾乎全都被羅織罪名，栽贓陷害，一網打盡，全都打成了“叛徒集團”。
從此，“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為鐵案。這些曾經為革命出生入死過的老同誌悉遭殘酷迫害，他們的家屬、子女、親友、老部下和老同誌，也受到株連、審查與迫害。
江青、康生蓄意製造“六十一人案”，在全國掀起“抓叛徒”浪潮，用心極為險惡：一是借此證明“劉少奇不僅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政治路線，而且有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組織路線”（康生的話）。說明“劉少奇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有一個隱藏在黨內的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二是利用“十年內亂”的機會，借不明曆史真相的“群眾組織”之手，自下而上的打倒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身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在社會主義時期擔負重要領導職務的大批領導幹部，剪除異己。三是徹底清除劉少奇作為“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和曆史地位，同時徹底打倒劉少奇曾經領導過、依靠過的北方局係統的領導幹部，以達到徹底清除劉少奇的政治基礎、組織基礎和幹部基礎的目的。四是以劉少奇包庇“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為突破口，誣蔑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作的曆史、理論和實踐，進而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徹底打倒。
其實，關於“六十一人”問題，康生完全清楚。全國抗日戰爭時期，康生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情報部部長兼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整風運動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長期負責審查幹部工作。對於“六十一人”問題的來龍去脈，康生是最主要的知情人。
老幹部曾彥修回憶說：
1947年2月，中央組織了一個土改工作試點團，前往晉西、冀中、山東渤海區等地作土改試點工作。團長康生（陳伯達開始也做了個把月副團長就帶著團員田家英跟隨少奇同誌率領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縣去了）。團員有老同誌張琴秋、李立、曹軼歐、廖魯言，陶××夫婦，高文華、賈連夫婦，徐冰、張曉梅夫婦（在山東時加入的），張越霞等。一個中年人張勃川。幾個青年人為於光遠、淩雲（兼工作團秘書）、史敬棠、曾彥修。毛岸英剛從蘇聯回來半年多，也隨團學習。
1948年初，工作團絕大部分團員到達山東渤海區惠民地區陽信縣某村渤海區黨委駐地時，已快過春節了。就先沒有立即下農村，而是等農村過完初五之後再下去。區黨委於除夕宴請康生及工作團。但區黨委組織部部長劉格平是回族，他可是老得不得了的革命家，據人名詞典載，劉在1922年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他不能參加一般性宴會，於是在春節那天在他家中邀請康生及工作團按清真習慣吃晚飯。說是晚飯，下午三時即入座了，因為要預留飯後散步時間。
晚飯後，照例由康生帶領大家在村外散步。散步時，康生問大家知道劉格平這個人不？個別老同誌知道，其餘同誌都不知道。康生向我們介紹了一下劉格平同誌的曆史，然後對我們說（大意）：這個同誌很固執，缺乏靈活性，他是個老黨員，當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可是隻要一提到‘可蘭經’，他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見了”。
康生又對大家說“這個同誌很特別，他比別人多坐八年牢，黨要他出來，他堅決不出來。這是怎麼回事呢？”
康生繼續說：少奇同誌1936年春到平津重組北方局後，眼看革命形勢日益高漲，抗日運動風起雲湧，學生運動尤其經久不衰。可是，我們黨的老幹部絕大多數都在北平敵人（指宋哲元政權）獄中。那時平津危急，華北危急，敵人（指日本侵略者）一旦占領平津，這些同誌就會全部犧牲。而且，蔣介石隻要講一句把這些犯人送到南京去，宋哲元就會立即歡送，以減少自己的麻煩。
所以，情況是很危急的。少奇同誌等研究後，覺得不能坐等日軍、蔣介石來屠殺這些同誌，隻能作為例外，履行“假自首”手續後，就能全部出獄。於是，北方局請示中央，經中央研究同意後複示同意。但具體出獄經過仍很複雜，這個指示傳到獄中後，當時以薄一波為首的61人都不同意出獄。“後來又催促多次，說再不執行就是違反中央指示了。”
康生又告訴我們，“後來獄中同誌有點相信了，但不放心，決定先出來一個人，看看是否敵人的詭計，並約定暗號，放出的這位同誌回去探監時，如果是真的就帶去什麼東西，講什麼暗語；如果是假的，又是如何如何等”。康生說，“結果這位先出來的同誌了解確是中央的決定。於是這些人才出來”。康生又說，“可是劉格平決定不出來，把監牢繼續坐下去”。至於劉格平同誌是在日本投降後出獄的，還是抗戰末期日寇敗局已成，敵偽監獄當局已十分混亂的情況下，而由獄外同誌救援出獄的，康生好像也沒有說得很具體，隻是說劉格平同誌“比別人多坐了八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