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舉世聞名的農業大國，農業問題直接關係到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迅速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進行土地改革。翻身農民傳誦著“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歌謠，投入農業生產，農村一派政通人和、糧食豐收的景象。但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從人民公社運動化運動開始，在脫離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情況下，不斷急劇變革生產關係，導致極為嚴重的後果。
毛澤東極為重視農村問題，要求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省委第一書記親自抓農業。毛澤東多次到農村調查研究，主持製定一係列關於農村問題的中央文件。為了解決農村問題，毛澤東發動了“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然而，農村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鄧小平最早對農村改革提出新思路——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那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於人民公社的體製嚴重束縛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嚴重壓抑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造成了一部分地區的嚴重困難。為了解決困難、渡過難關，安徽等地相繼在農村搞起“責任製”、河南農村實行“借地”（即把人民公社的一小部分土地借給農民自主耕種），一般通俗地稱之為“包產到戶”。
對於這一來自農村幹部、群眾的舉措，從地方到中央都有不同看法。廣大農村幹部、群眾認為“包產到戶”是“救命政策”，符合農村現狀，而上層一部分領導幹部卻認為是“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必須嚴厲製止、嚴肅批判。
為此，鄧小平1962年7月7日專門在一個會議上指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實質上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聲。他鮮明地指出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後，農村落後的症結，強調要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承認“包產到戶”、“責任到田”；在農村生產方式問題上實行“百家爭鳴”，不管“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就當時而言，鄧小平的話，無異於放了一顆“思想原子彈”，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力和衝擊波。因此，這個講話的主要精神不脛而走，迅速通過各種“大道”和“小道”傳遍了許多地方。
然而，鄧小平的講話卻不符合毛澤東堅持人民公社體製的思想。
與此同時，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於1962年7月9日、11日，連續在中央黨校作《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主張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實行隊（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到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係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製。鄧子恢的這些意見，得到許多領導同誌的讚同，但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當作刮“單幹風”，受到錯誤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強調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還錯誤地批判所謂“單幹風”（指包產到戶）和“翻案風”，並嚴厲指責所謂“黑暗風”（指對當時嚴重困難形勢作充分估計的觀點）。這個講話標誌著政治思想上“左”傾錯誤的嚴重發展。八屆十中全會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會議指出，全國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發展農業放在首要地位，堅決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毛澤東接受劉少奇等的建議，提出：“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就使全會結束後，經濟調整工作能夠基本上按照原來的計劃繼續進行。但是，剛剛萌芽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等中央領導人支持的“農業生產責任製”卻被視為“單幹風”，受到批判，就此夭折了。
但是，真理的聲音是窒息不了的。鄧小平關於“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精辟論述，由於通俗易懂，鞭辟入裏，生動好記，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願望，所以一直在中國農村廣泛傳播。隻不過在人們口口相傳的過程中，鄧小平的話被變成了“不管黑貓、白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命運隨著中國政治風雲的變幻，像一個“幽靈”，一直或明或暗地在中國農村大地上徘徊。
列寧認為：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中國的農村改革就來自農民群眾自己的創造。中國農村改革中誕生的基本經營製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從其雛形“包產到戶”到正式定形“合法”、最後定型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就是一個不斷地發生曲折與思想交鋒的過程。在1956年至1978年間，“包產到戶”在中國農村經曆了“三起三落”，由此可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曆史必然性。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實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後，農業實行的是集體化經營模式。人民公社體製建立在對農業產業規律的背離上，勞動者與勞動所得沒有直接關係的“大呼隆式”集體經營方式，難以使農民產生持久不衰的勞動興趣和責任感，導致了集體經濟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整個農村長期糧食產量低下，農產品供給嚴重匱乏，農民溫飽難求，城市食品嚴重短缺，以至於影響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並引發出很多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有關的數據表明，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後至1978年的二十年間，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平均收入年增長隻有一元錢。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農村，正處於“十年動亂”之中，飽受人禍之苦。雖然自上而下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天天組織廣大幹部、群眾學習、宣傳、貫徹、落實“抓革命，促生產”，但是仍然未能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特別是在農業大省安徽省，每當遇到自然災害或者糧食歉收的時節，背井離鄉、流離失所的難民比比皆是，就是地處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圍，來自鳳陽縣、定遠縣等地的逃荒要飯人群也是絡繹不絕。這種狀況的產生，並非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也並非農村幹部不認真工作，也不能說蒼天存心不幫安徽農民的忙，必須從農村工作的根本路線上找原因——根本問題就在於長期的極左路線扼殺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