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涉及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案子。如何對待這些案子，敢不敢平反這些案子，考驗著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以大無畏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勇氣，果斷地處理和解決了一係列“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冤假錯案，打開了思想解放的新境界。其中，為習仲勳冤案平反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土地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勳是劉誌丹的親密戰友。他早年投身革命，參與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曆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陝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
當“左”傾教條主義在陝甘革命根據地占據主導地位時，習仲勳和劉誌丹等人遭到逮捕和關押，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出現嚴重危機。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麵軍長征到達陝甘，立即釋放了劉誌丹、習仲勳等同誌，挽救了劉誌丹、習仲勳等人的生命，挽救了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所以，劉誌丹、習仲勳和陝甘幹部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
全國抗日戰爭中，習仲勳主持關中地區黨政軍工作，為陝甘寧邊區鎮守“南大門”。他還擔任過綏德地委書記。毛澤東讚揚他“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習仲勳是彭德懷的親密戰友。彭德懷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勳任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與彭德懷統帥彭習大軍，指揮作戰，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等一係列重大勝利，完成解放西北的曆史使命。
習仲勳是賀龍的親密戰友。賀龍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期間，習仲勳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同心協力，團結一致，支援前線，克難攻堅。
從1949年2月起，習仲勳任西北軍區暨第一野戰軍政委、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
以後，習仲勳到中央工作，曆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因為小說《劉誌丹》事件，同其他同誌一起，被打成“習仲勳反黨集團”。當時，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勳定性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誌。周恩來建議，可以把習仲勳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地方，讓他住在那裏學習。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過了一段時間，習仲勳被流放到洛陽的一個工廠勞動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受到殘酷迫害，長期被審查、關押、監護。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
對此，習仲勳的夫人、全國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齊心回憶說：
1963年，也就是仲勳同誌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他認真閱讀馬列、毛主席著作，自覺改造世界觀，並利用空餘時間在後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獲多半交公，但仲勳同誌並不安於優越，他曾對我說：“革命不是為了當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他準備回農村做個農民。
為此，仲勳同誌上書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主席讓中組部長安子文回複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勳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在仲勳看來，這是他向工人階級學習、熟悉工廠工作的寶貴時機。我當時正在北京海澱區搞四清，隻請了一天假，回家給他拆洗了被褥，就這樣為他送行。不想，從此一別就是七年。回想起來真是一言難盡……緊接著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勳同誌受迫害的時間加起來長達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勳同誌不畏權勢，不僅自己堅持真理，而且為其他受株連的同誌澄清事實，突出表現了他堅強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與工人們談話的仲勳被衝進工廠的紅衛兵圍了起來。工人們見狀，想保護仲勳，也把仲勳圍了起來。為了防止武鬥，仲勳對工人們講：“你們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然後又對紅衛兵們說：“要走就快走。”
於是，仲勳被帶到西安，批鬥後被關入西北大學。當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搶的行為後，勸阻說：“難道革命就是為了搶幾部汽車嗎？”並希望他們自覺地維護正常秩序，不要妨礙生產，並上書毛主席，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因此，仲勳深得一些群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
仲勳被押到富平老家批鬥時，那裏的鄉親們卻說，我們不是來批鬥習仲勳的，多時不見，我們是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難時期撥糧食給我們，我們早就餓死了。那次，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勳做了一頓家鄉飯。這種來自故鄉的親情，令他終生難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過仲勳，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鬥，然而最終還是被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製止住了。但此時仲勳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寫信給周總理：“我的反麵作用起完了，現在隻是陪人挨鬥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采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仲勳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
在仲勳同誌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裏，我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我因沒有和習仲勳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幹校”勞動就有七年之久。三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留在身邊的小兒子遠平在普及高中時，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還是在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當上了車工學徒。
這段時間對我和孩子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全家人都很堅強。
1972年冬，姐姐給我寫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的母親將不久於人世，希望能見上一麵，請求幹校批準我回京探親。我得到了準許。同時，我的孩子們也因此有了機會從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團聚了。我和孩子們商量，決定給總理寫信，要求見一見習仲勳。
我們在信中提出了幾點請求：（1）我和孩子們已經多年未見到仲勳了，請求總理幫我們母子早日見到他；（2）我們在北京已無住房，要求解決住房問題；（3）存款早已凍結，希望解凍一部分存款維持生活。周總理很快對我們的要求作了批複，不僅安排我們一家人相見，還解凍了一部分存款，並指示有關單位為我們一家解決住處。當我們獲悉總理的批複後，全家人高興得不得了，有如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
我們終於見到了關押中的仲勳同誌，我早有思想準備，心裏一次次地囑咐自己“一定要堅強”，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當仲勳同誌見到我和孩子們時他竟然流了淚，他連連地說：“這是高興的”。由於多年的分離，他分不清橋橋和安安，更認不得已經長成小夥子了的兒子們。在臨回幹校前，我又要求會見了仲勳一次，並借此機會將他穿破的舊衣服全部更換了一下。從那以後，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勳同誌，和孩子們也有團聚的機會了。
1975年春，仲勳被解除監護，組織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陽，是河南省公安廳的兩位同誌把我們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在兩間房子裏，度過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時間是仲勳感到最為舒暢的日子。因為他又有了和廣大工農群眾在一起的機會。雖然深受冤屈，仲勳卻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溫暖，他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堅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報黨和人民的信念。
這時的仲勳已經年過花甲，況且在單間牢房裏被關押了近八年的時間，因此恢複身體健康是他所麵臨的第一道關口。我由衷地佩服仲勳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天氣，每天早上，他都要去郊區散步兩小時。上午和工人們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後讀書看報，下午又到郊區水庫邊散步。
時間長了，他和看護水庫的鄧老頭兒及郊區的農民交上了朋友，每每湊到一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談笑風生，好像有說不完的話。其中有一位是附近農村大隊支書李政的父親，他過去以挑貨郎擔為生，與仲勳同誌結下的友誼最深。仲勳特愛和看水庫的鄧老頭開玩笑，每次一見麵，總像個淘氣的孩子一般跟老人開玩笑：“怎麼我剛才在南村果園見到你啦！”那老人聽了以後真是哭笑不得，因為他有些迷信，心裏忌諱這麼說，好像見鬼了。但是他又很矛盾，既想早見到仲勳同誌，又害怕他說那句話。可是仲勳同誌偏偏一見到他就說，像個頑皮的小老弟，讓老人對他無可奈何。為此，我和女兒橋橋經常伴在一旁偷笑。有時候早上散步時，我們還到老貨郎李老頭家裏去，如果趕上他家吃早飯，我們就吃上幾碗紅薯大米粥，那米粥的香甜至今令我難以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