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中國開始建立逐步以吸引外國資本、建立外資企業、產品麵向國際市場的經濟特區，這是一個偉大的創造。這一創舉，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和決策、同當時主持廣東工作的習仲勳的曆史貢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1978年春天，習仲勳——這位早年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西北局書記，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被錯誤批判、長期流放洛陽的老一代革命家，時隔16年後，重新“出山”。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勳主持廣東工作，執掌祖國的“南大門”。他一踏上廣東的土地，就以一往無前的精神，深入群眾、深入農村、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大膽實踐，撥亂反正，迅速打開了廣東各項工作的新局麵。
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習仲勳勇於開拓創新，推進廣東改革開放，主導建立深圳等經濟特區。
習仲勳到達廣東後，非常重視調查研究，這是他的一貫風格。他第一次到地、市、縣調查研究，就來到了發生“逃港”（“逃亡香港”，簡稱“逃港”）現象最為嚴重的寶安縣。
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調研的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張漢青回憶說：“那是七八月份，可在田頭、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景象），隻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一個專門關押“逃港”人員的收容站裏，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仆，受人剝削？”
對方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經過實地調查研究，習仲勳找到了廣東“逃港”現象屢禁不止的根源所在——經濟極端貧困，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如果這一點不解決，經濟發展上不去，“逃港”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逃港”現象，看起來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源卻是一個經濟發展水平問題。
這次調查研究，對習仲勳的思想觸動很大。此後，他為徹底解決廣東發生的偷渡外逃問題，開展了一係列工作。他認為，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廣東與香港的差距。隻有這樣，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風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首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此期間，習仲勳提到，希望中央能給予廣東更大的支持，允許廣東吸收香港、澳門以及華僑資金，開展“三來一補”，等等。
改革開放首先是思想解放。習仲勳就是一個思想十分解放的領導幹部——敢想、敢說、敢幹。正是有了這種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風，廣東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使改革開放已經成為時代潮流。1978年上半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有關方麵分別派出不同類型的代表團到不同國家進行考察。其中有：
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對外貿易部派出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以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為團長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出訪西歐；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率領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前往考察南斯拉夫。
這些考察活動，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夕，對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一次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統籌性的實地考察。
7月中旬，各個擔負不同考察工作任務的代表團先後回到北京，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交了關於西歐五國的經濟考察報告、關於港澳的經濟考察報告、關於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考察報告。
關於西歐五國的經濟考察報告改變了過去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經驗的排斥態度，認為西歐國家有許多經濟建設經驗值得借鑒。
關於港澳的經濟考察報告著重介紹了港澳大力發展經濟貿易的成功做法。
赴南斯拉夫考察團的報告中提到：同樣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可以有多種模式。
這些考察報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真實地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世界經濟發展狀況，為中國製定和實施對外開放戰略、創辦經濟特區，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和活生生的新鮮資料，提出了許多大膽的建議。
曆史證明，這些考察活動對於中國正在醞釀的改革開放具有非常積極的啟發意義。
同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召開了一次專門討論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務虛會，與會者在充分發揚民主的氣氛下，對如何改革經濟工作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
在談到改革開放時，李先念說：“目前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不學習外國的先進事物。為了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加快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
與會者李灝回憶說：這次經濟務虛會雖然沒有談論真理標準問題，也沒有涉及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但是，就是這個會議，讓人們的思考轉向了經濟管理、體製和企業活力等問題上，是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評價說：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闊視野、啟發人們思想的作用。可以說我們黨能夠正視經濟體製中的現實，重視改革的必要性，發軔於這次務虛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