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到1981年，中共中央對於起草和討論曆史決議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意見、各方麵對毛澤東的各種各樣的議論，一直非常重視。
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先後兩次約見曆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詳談如何看待毛澤東的錯誤問題。陳雲提出：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製，淩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
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麵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困難是非常困難，也許不可能（“反冒進”不是一次實踐嗎？中央同誌全都參加了，毛來了一個反“反冒進”，結果搞得鴉雀無聲了）。
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待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麵。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黨內狀況的形成，不是一個人，是個複雜的過程。
按照鄧小平、陳雲的基本思想，曆史決議起草小組對討論稿進行了新的修改，到1981年3月又拿出了新的一稿。這時，主持曆史決議起草工作的胡耀邦提出，鑒於曆史決議涉及對新中國建立以來許多重大問題的評價問題，應當多征求一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見。
1981年3月18日，鄧小平接見曆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他說：
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
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今天我們也還需要從理論上加以闡述。當然缺點也有。從工作來看，有時候在有的問題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這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那個時候，黨和群眾心連心，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比較高，社會風尚好，廣大幹部群眾精神振作。所以，盡管遇到困難，還是能夠比較順利地渡過。經濟上發生過問題，但總的說還是有發展。
充分肯定成績，同時也要講到反右派鬥爭、“大躍進”、廬山會議的錯誤。
總的說來，我們還是經驗不夠，自然也有勝利之後不謹慎。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這一點，他曾經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
這些事情寫清楚了，再寫“左”的思想的發展，以至於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關於“文化大革命”這一部分，要寫得概括。胡喬木同誌的意見，我是讚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
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但是，這十年中間，也還有健康的方麵。
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
胡耀邦同誌主張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克誠、李維漢等同誌的意見，這很對，我讚成。
3月24日，鄧小平去看望陳雲。陳雲又對修改決議稿提了兩條意見：
一是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曆史，寫黨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寫，毛澤東同誌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麵，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麵的根據。
二是建議中央提倡學習，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哲學著作。陳雲同誌說，他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哲學著作，受益很大。毛澤東同誌親自給他講過三次要學哲學。他在延安的時候，把毛澤東同誌的著作認真讀了一遍，這和他後來的工作關係極大。現在我們的幹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選編一下。還要選一些馬恩列斯的著作。總之，很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了。也要學點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們的曆史，特別是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曆史。3月26日，鄧小平將陳雲的意見轉告曆史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並讓他把陳雲的這些意見報告胡耀邦。他要求曆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3月31日，曆史決議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陳雲等同誌的意見，形成了第三個曆史決議討論稿，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幾十位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老幹部、老同誌，征求他們的意見。收到曆史決議討論稿的同誌都非常重視修改工作，有的把修改意見直接寫在討論稿上，有的單獨寫成了書麵修改意見，有的約起草小組的同誌麵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