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高的垃圾山你也有份——公地悲劇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塊公共草場放牧。有一個牧民想多養一頭牛，因為多養一頭牛增加的收益大於其購養成本，是有利潤的。雖然他明知草場上牛的數量已經太多了，再增加牛的數目，將使草場的質量下降。但對於單個牧民來說，他增加一頭牛是有利的，因為草場退化的代價可以由大家負擔。於是他增加了一頭牛。隨後，“公地悲劇”上演了。慢慢的，其他的牧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都增加了一頭牛，結果草地被過度放牧，導致草場退化，不能滿足牛的需要，所有牧民的牛都慢慢餓死了。
“公地悲劇”最初由英國留學生哈定於1968年提出，也稱哈定悲劇。哈定認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會中，每個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這就是悲劇的所在。每個人都被鎖定在一個迫使他在有限範圍內無節製地增加牲畜的製度中。毀滅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會當中，每個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給所有人帶來了毀滅。”
城市公用設備是最容易破損的，公共場所的衛生是最令人頭疼的……理性的經濟人都知道，對公共物品而言，你不從中獲得收益，他人也會從中獲得收益，最後損失的是大家的利益。所以人們隻期望從公共物品中撈取收益，但是沒有人關心公共利益的維護。
對公地悲劇有許多解決辦法，哈定說，我們可以將之賣掉，使之成為私有財產；也可以作為公共財產保留，但準許進入，這種準許可以以多種方式來進行。哈定說，這些意見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駁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須選擇，否則我們就等於認同了公共地的毀滅，我們隻能在國家公園裏回憶它們”。
哈定說，像公共草地、人口過度增長、武器競賽這樣的困境“沒有技術的解決途徑”。所謂技術解決途徑，是指“僅在自然科學中的技術的變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類價值或道德觀念的轉變”。對公共資源悲劇的防止有兩種辦法：一是製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權力機構，無論這種權力機構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私人對公共地的擁有即處置便是在使用權力；第二種便是道德約束，道德約束與非中心化的獎懲聯係在一起。在實際中也許可以避免這種悲劇。當悲劇未發生時，如果建立起來一套價值觀或者一個中心化的權力機構，這種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牧牛成本控製數量或采取其他辦法控製數量。
英國解決“公地悲劇”的辦法是“圈地運動”。一些貴族通過暴力手段非法獲得土地，開始用圍欄將公共用地圈起來，據為己有，這就是我們曆史書中學到的“圈地運動”。由於土地產權的確立，土地由公地變為私人領地的同時，擁有者對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為了長遠利益，土地所有者會盡力保持草場的質量。同時，土地兼並後以戶為單位的生產單元演化為大規模流水線生產，勞動效率大為提高。英國正是從“圈地運動”開始，逐漸發展為日不落帝國。
有人可能說，避免“公地悲劇”的發生，就必須不斷減少“公地”。但是，讓“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這就要求政府製定嚴格的製度，將管理的責任落實到具體的人，這樣，在“公地”裏過度放牧的人才會收斂自己的行為，才會在政府幹預下合理放牧。
在20世紀90年代初，莫斯科街道上出現過這樣的怪現象。一方麵，街道兩邊的店鋪大量空置；另一方麵，街道旁湧現出許多金屬做成的箱型銷售攤。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萬隻這樣的金屬箱子。
為什麼在莫斯科寒冬裏街道兩邊叫賣的商販不搬到溫暖的店鋪裏去？為什麼街邊店鋪的擁有者要放棄可觀的租金收入？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經濟學者黑勒認為原因是莫斯科店鋪有許多擁有者，而且他們的每一個都有權阻止其他人使用，最終沒有人能夠使用。他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反公共地悲劇”。
黑勒於1998年在《哈佛法學評論》中正式提出“反公共地悲劇”概念：“反公共地”作為一項資源或財產也有許多擁有者，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權力阻止其他人使用稀缺資源，最終沒有人擁有有效的、實質性的使用權。“反公共地”的產權特性不是虛置、不明晰的產權，而是支離破碎的產權，導致資源的閑置或使用不足。
很多無人打掃的公共廁所會臭氣熏天，人們完全忽視“來也匆匆，去也衝衝”幾個大字；不在個人責任區的公共地很容易就堆成垃圾山，當你把自家垃圾扔過去的時候還會抱怨“誰這麼沒素質，連用過的小孩子的尿不濕都扔過來了”。當我們在批評別人的時候，也應該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社會是個大家庭，這裏的一草一木都與我們有著緊密的聯係。公共地作為大家共同的生活場所，雖然它不屬於每個人，但是它又確實和每個人都有關。髒兮兮的公廁你用起來會舒服麼，垃圾高矗不會刺激你的視覺神經，垃圾腐爛不會對於常在公共地玩耍的你家孩子造成健康傷害麼？不管過去每個人是什麼態度，從現在開始，從一點一滴做起，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