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的論述，不但突出了“因衍”過程中的感情因素和心態，而且企圖進一步揭示“衍化”過程本身的機製。按照方以智的分析，“衍”化首先以睡前事先“投入”一定的印象材料為條件。沒有投人一定的印象材料，即不會“衍”化，所謂“不投不入”。然而如果投入一定的印象材料，在睡眠中必同原來儲存的其他印象材料相“粘接”。粘接的結果，自然會在夢中出現“未嚐所聞，未嚐所見”的形象。其次，“衍”化活動還必須以某種激發因素為條件，所謂“不激不出”。這種激發因素就是睡前一定的心態。要是沒有一定的心態所激發，夢裏絕不會出現那些奇離怪誕的形象。“衍”化一旦出現新的現象，這些夢象則常常出乎人的意料，所謂“一出即橫”。這樣的夢象、夢境如果直言不諱地告訴別人，人們大多笑而不信。如果要詳細地尋求這些夢的具體的夢因，那可是一件累人的差事。
清代學者紀昀，認為除“意識所造之夢”和“氣機所感之夢”外，還有“意想歧出”之夢和“氣機旁召”之夢。我們覺得，後兩類夢，亦同“因衍”多少有一定的聯係。他說：“或心緒瞀亂，精神恍惚，心無定主，遂現種種幻形，如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顯示，以言微寓，此氣機之旁召也。”以“病者之見鬼，眩者之生花”解釋夢幻，非常狹隘，而且前人早已言之，不值得稱道。認為有些夢“鬼神前知，以象顯示”，純係占夢迷信，更是無所取焉。不過，“意想歧出”和“氣機旁召”這兩個想法，我們倒認為自有新意。“意想歧出”是說，意想不是沿著正常的思路或邏輯而運動，而表現出一定的隨意性。這雖在清醒時的想像中也存在，但在睡眠時的夢象中則更常見、更典型。夢中的“衍”化，不是一種邏輯推理。“衍”化的過程和結果都會出現“意想歧出”的現象。“氣機旁召”的本義是，肉體的生理活動離開了正常的路線，而在其“旁”受到某種東西的引誘。這個提法，給人的啟示就在於，“衍”化不但同睡前的心理狀態有關，也同睡前的生理狀態有關。這一點王廷相沒有注意，他隻把“因衍”同“思念之感”聯係起來。其實，在他所講的“魄識之感”中，由“係帶”而夢“迷蛇之擾”，由“鼓響”而夢“雷之震耳”，這不也是由“因”而“衍”嗎？方以智所謂“陰賊善鬥，汗漫善驚”，雖有所觸及亦重視不夠。當然，紀昀自己並沒有直接講到這一點，但他所給予的啟示，仍然是有意義的。
現代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在解釋一些離奇之夢時，曾提到潛意識的“濃縮”、“轉移”、“化裝”、“潤飾”等等夢的工作。他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地方還很玄乎，因此至今許多人仍是將信將疑。王廷相比弗洛伊德早四個世紀，他所創造的“因衍”概念，樸實具體，明白曉暢。遺憾的是，中外許多專家還不知道中國人早就有此一說。弗洛伊德如果生前有知，他一定會驚奇不已。
3．夢與職業、性格的關係
人們的職業不同，經常接觸的事物則不同。人們的性格不同，平時所注意的事情則不同。職業、性格不同，其心理的追求和煩惱亦不同。既然這些因素長期製約著人們所積存的各種印象材料，又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心理狀態，人們的夢象也必然會顯示相應的差異。
中國古代最注意到職業、性格製約夢象的，是道教所推崇的《關尹子》一書。《關尹子·六匕篇》指出，人們在生活中，“我思異彼思”，“我痛異彼痛”，“我夢異彼夢”。其中職業和性格對於夢的影響，尤其顯著：“好仁者多夢鬆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仁、義、禮、智、信，本來是道德品質上的一種標誌，但所好有不同，則顯出性格上的差異。而這些品德、性格同職業也有一定的關係。例如，從事道德教化者多好仁，從事技藝傳授者則多好智。由好仁、好義、好禮、好智、好信，所列的五類夢象，誠然同平時積累材料有關，主查文化心理上的象征意義。好仁者，多以天下為己任，處事公平正直。在古人的心理中，鬆柏桃李則是這種精神的象征。鬆柏屬百木之長，人們常把仁者喻為國家棟梁之才。桃木在民俗中有避邪驅鬼的功能。李不單指李木，而且是古代刑獄之官名。因而桃李都有反對不仁的意義。心理上有所向慕，睡眠中則必形之於夢。好義者敢作敢為，路見不平，拔刀而起。刀兵金鐵正是他們打抱不平的武器。刀兵金鐵，平時常不離身，夜間休息當然常見於構。好禮者喜歡講究禮儀程式。簋籩豆則是古代常用的禮器。方日籩，圓日簋，內盛黍稷穀物；籩用木製，豆用銅製，分盛幹濕食品。簋籩豆均為祭祀宴會所不可少。好禮者由於經常擺弄這些禮器，所以這些禮器經常在夢中出現。好智者多聞多見，江湖川澤正象征著知識淵博，思路流暢。信者誠也、實也。好信者言行一致，任之不疑，猶如山嶽原野之可依可賴、堅實而不可移。這些象征的意義，主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積澱。夢者雖不一定意識到，可是在民族文化的傳統中，這些已經曆史地賦予了某些自然對象以人格的和社會的意義。這正如中國人稱鬆、梅、竹、菊為“四君子”一樣。《關尹子·五鑒篇》還指出：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