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動物的種，不過，它具有獨特的和史無前例的屬性，試圖以人是動物這種假設為基礎來尋求解決人類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答案，這種嚐試使人類自身一再陷入荒謬的境地。有關人類之謎的這種錯誤理論究竟有何等危險，可以通過這些失誤當中的一個典型——種族理論得到說明。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理論曾為希特勒空前規模的大屠殺作辯護，而且，正是這種理論給從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類帶來不幸。
人類本性是由與貫穿於大部分生命世界裏基本一致的進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沒有完全從其動物軀體賦予他的所有鐐銬中解脫出來，不過，在人那裏，進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這樣獨特，以至於人類能夠遨遊太空，並且獲得了對於任何別的有機生命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力量。人類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毀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願意作此選擇的話。不過，其中也包括著知識，它使得人能夠依據他將選擇的道路引導其人性進化的方向。我們必須避免將生物學上的人視為整體人的庸俗錯誤，然而，除非將人性視為人的曆史發展的產物，否則，人性就頗難得到充分的理解。當然，人的曆史發展部分也是生物發展。
此處的目的不在於詳細羅列人類生物本性及人類進化的種種獨特性質，我隻能概略地嚐試指出那些影響人類的進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麵起作用的力量。在有關人類本性起源的任何討論中，都能記住進化過程的兩個普遍特性。首先，進化總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現為一連串的機會。進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為進化的主導力量是自然選擇，自然選擇行為通常傾向於維持或加強生命對於環境的適應性，而進化之所以是機會，則是因為自然選擇缺少對未來的預見。生命和人的進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創造過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敗。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現存物種的生物本性一樣，它們所以在長期進化中形成，乃因為這些屬性使人類能夠持續生存下去，並擴展至地球上的各個角落。然而，除非進化受到有意識的控製，否則，它就會出現驚人的短視。在任何特定時期內，進化都傾向於創造出能支配該時代的那些成功適應於環境的物種，而根本不顧及未來的需求。因此，這就產生了明顯的謬誤：活的物種幾乎總在朝著更大的適應性方向變化，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會趨向於滅絕的結局。
根據任何生物發展的合理標準來看，人都是有機物進化的最輝煌的產物。人類不僅在數量上急劇增長，而且其足跡擴展至地球上的各個角落。人不僅通過使自身的生物性適應於他的環境，而且通過強使環境適應於他的本性來使自己順應於環境。他已經或者將要控製所有其餘的有機體，可以想象，這些有機體能與之對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過，人類作為物種的滅絕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於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成功絕對不意味著他的生物本性就沒有缺陷或瑕疵，情況遠非如此。人是一個充滿著內在矛盾的可疑動物。一方麵，他稟賦著理性和同情心，盡管我們現在不再持有啟蒙時代的樂觀斷言，認為隻要通過某種政治和教育改革，人們就能夠自然而然地過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相信，民主是為多數人實現某種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徑。然而在另一方麵，我們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當有教養的和過著優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種醜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試圖勸我們相信，我們是伴隨著一大堆混亂願望而出生的，這使得我們隻有在克服最大困難的前提下，才能與任何人類社會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並且在大多數場合下，我們隻能通過壓抑或升華的手段才能達到這一點。看上去，大多數信奉原罪和地獄的人對於人類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門徒所持見解，要更使人感到滿足。
另外的考慮更為實際。在生物進化問題上所存在的機會論導致相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進化所賦予人的種種缺點因其他品質的優越性而得到補償。盡管人就其體質而言，既不更加強壯和靈活，也不能更為適應嚴酷的氣候，然而人種在生物進化上的成就畢竟是一種事實。人在種族翰經中之所以是勝利者，乃因為他大腦的力量，而不是由於他的體質。自然選擇不可能在離開其他品質的基礎上改進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養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適應性強的理智或許補償了相對來說較為鬆弛的體質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選擇強化了人的持續生存能力，而未增強作為物種的人在生物機能方麵的全麵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人的獨特品質，是他能借助符號和抽象的思維，這種借助符號和語言的能力導致人類獨特交往方式的發展。這種語言現象在動物那裏隻有微弱的征兆。通過語言，以後是通過書寫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發展出構成文化本身的獨特學習傳統和技巧。生物特性遺傳的效果要遠遠低於文化的傳遞。前者隻有經過兩性細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係親屬之間的遺傳關係才得以完成，而後者則是通過學習和訓練，並且在原則上任何普通人都樂意於接受它，況且，隨著書麵語言和印刷術的發明，這種文化傳遞方式便有可能潛在地脫離空間和時間上的距離而獨立進行。獲得性身體特性不是經由遺傳獲得的，而獲得性文化品質則可以與傳統本身一起傳下來，從而日益豐富了文化遺產。人類遺傳特性賦予人以吸收基本價值的能力，亦即通過在一代與一代之間獲得和傳遞知識與技能來支配環境。每一代後來人經過自身選擇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著更大的成就。這種遺傳方式的出現真是進化的絕妙作品，它使人達到了生命世界的頂峰。
人們曾作過種種有趣嚐試來理解，作為我們這個物種遺傳特質之一的人類價值的起源問題，居裏安·赫胥黎近來是這種觀點最積極的倡導者。確實，可以頗為合理地假定，某些與價值世界相關聯的機製是由遺傳所決定的。人類是哺乳類動物的一種，而哺乳類動物的一個獨特適應方式在於，其後代的成長是在父母照料下進行的。這種父母之愛根源於深層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所以，他總是更多地獲益於人之間的友好情誼，而不是獲益於那種好鬥的傾向和行為，自然選擇必定是植根於我們那些適於有組織生活的傾向中。不過，若僅僅根據這一基礎，的確很難解釋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的價值體係，許多視為道德的或值得讚許的行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機會，亦未能增加以此種方式行動的人再生產的成就。然而，一種遺傳特質的選擇價值卻可以經由其生物載體給後代所帶來的好處予以衡量。關於人類價值起源於自然選擇的看法，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難以證實的假說。人類價值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它們是文化進化之火鍛造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它們對於人性中生物基礎的依賴性是真實的，然而卻是間接的。
人們同樣考慮到了啟蒙時代的樂觀信條。人類精神完全是由經驗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據盧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時這種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個人都是善的——“人生來就是善的，隻是由於製度，他才變成惡的”。這種自然人是一種高貴的未開化人，他們尚未為文明的邪惡所玷汙。如今，這種對於高貴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經毫無認識價值了，然而這種有關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卻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頗為聰明地作了辯護，“不是由邪惡的嬰兒才長成邪惡的人類，相反，倒是邪惡的社會才使得善良的嬰兒變為不正常的成人，並且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會製度下形成的。嬰兒生來即善，並且渴望繼續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