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每一方在選擇策略時都沒有“共謀”（串供），他們隻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慮社會福利或任何其他對手的利益。也就是說，這種選擇是當事人的最佳策略組合。“囚徒困境”有著廣泛而深刻的意義。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衝突，各人追求利己行為而導致的最終結局是一個“納什均衡”，也是對所有人都不利的結局。他們兩人都是在坦白與抵賴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這樣他們必然要服長的刑期。隻有當他們都首先替對方著想時，或者相互合謀（串供）時，才可以得到最短時間的監禁的結果。
1968年，著名學者哈丁將這一斷言模式化，提出了“共有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概念；1971年，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又提出了著名的“床墊問題”。在床墊問題中，成千上萬輛汽車從科德角（Cape Cod）度完周末後，由一條雙車道高速公路返回，就在此時，一個床墊從貨車的頂端不為人注意地掉了下來，掉入了向北行駛的車道上。問題來了：誰會停下來移開這個床墊呢？通常，答案是誰也不會。遠離該床墊的、處於忙碌交通中的人們不知道問題在哪，所以不會來移開。正在繞過床墊的人們已經等了如此之久，以至於他們隻想著如何繞過它。在漫長的等待之後，他們最不情願做的就是花幾分鍾時間把床墊從車道上移開了。而已經繞過床墊的人們不再有動力去挪開它。床墊問題與“社會閑散效應”很相似：責任分散了，旁觀者幹涉的速度就慢了。
二八、近在咫尺的“哈定悲劇”
2010年9月19日前後，北京經曆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堵車，又一次保住了“天下第一堵”的稱號。據悉，北京的交通擁堵，早已世界聞名。某國際機構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世界眾多大城市中，北京與莫斯科、墨西哥城，並列“最堵”榜首；前不久國內的一項針對7個大城市的研究報告指出：道路暢通時北京市居民平均每天上下班在路上的時間為40.1分鍾，道路擁堵時為62.3分鍾。每月北京居民由於道路擁堵產生的經濟成本為335.6元，為全國第一；緊隨其後的是廣州和上海，擁堵成本分別為265.9元/月和253.6元/月。
2010年9月17日的一場小雨，造成連續幾日北京全市道路異常擁堵，19日19點30分，北京市交通委實時路況圖上全市道路幾乎全線飄紅，時速不足20公裏的道路有上百條，隻有四環外道路還能看見星星點點的綠色。一位司機抱怨說：“從東內小街到家平時就十幾分鍾，今天足足走了將近兩個小時。兒子倒是美美地睡了一個多小時，也算是此次堵車時唯一的收獲了。”類似的情況幾乎比比皆是，甚至連平時最好走的南四環也變得擁堵異常。
於是，微博成為堵車時的一大發泄渠道。打開手機，熱議“堵車、塞車”的微博共有29萬餘篇，此時活躍的微博成了最好的即時表達與發泄的工具，試看——“我晚上六點在北四環健翔橋，用了兩個小時蹭到了西二環官園橋。堵得我昏昏欲睡，餓得我頭昏眼花，踩得我兩腿發麻，累得我一言不發。”“我從複興門回百子灣，打車花了3個小時，等待時間2小時40分鍾……”“朋友聚會，有堵一個小時的，也有堵了三小時剛到的，也有堵得不來的。”“我在紅方劇場，廣播響起：因堵車嚴重，演出推遲十分鍾開始。”當然，還有更逗的——“一場小雨，足以擊癱北京交通！如果你從團結湖路口穿過長虹橋到工體西路，短短三公裏，你可以打開《三國演義》，從桃園三結義看到關羽走麥城，車都到不了。恍惚間，以為長虹橋變成長阪坡，堵滿了曹魏八十萬大軍。”
據分析，釀成19日這次北京交通大擁堵的，有“常態因素”和“特殊因素”。就前者而言，就是車多路少；就後者而論，則一是由於中秋節調假，本該休息的星期日成為工作日，而車輛限行辦法卻沒有“配套”調整，平時工作日被“關”在停車場的20%的汽車也自由上了路；二是適逢中秋、國慶前夕，外地進京、郊區進城“聯絡感情”的車輛大大增多。對此有分析認為，凡是權力集中的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送禮車”蜂擁而至，像蝗蟲一樣堵塞著交通，刺痛著老百姓的雙眼。對於中國人來說，送禮是一種政治；對於中國人來說，“逢節必堵”不僅是一種“節日病”，更是一種“社會病”甚至是“政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