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舊約全書·創世記》，上帝耶和華依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而後者偷吃了禁果，違背了上帝的戒律，被逐出樂園，受無窮的勞役和痛苦。於是，身為亞當、夏娃子孫的人類在尚未出生之前就集體具有了“原始罪孽”，即所謂“原罪”。此後，曆代基督教徒以深刻的懺悔揭示了人類犯罪墜落的根性和無法避免的悲劇性。盡管宗教界和學術界對“原罪”真諦的解釋紛紜複雜，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它指出了人是一種局限存在物，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麵前，人永遠是無知的、錯謬的、不完美的、需要製約的、需要懺悔的。擺脫或減輕“原罪”的途徑之一就是祈禱和懺悔。勃蘭特在“華沙之跪”之後在華沙電視台發表講演，他說：“麵對百萬受害者，我隻做了在語言力不能及的情況下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死難者撕痛著我們的心，對他們沒有人能不悲傷。”這正是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具體體現。基於原罪之說，人人在上帝麵前都是有罪的，上帝是唯一的價值源頭，也是唯一的審判之主，人對罪孽的超越隻能通過十字架上的真理與救贖。
為理解“罪感文化”的懺悔精神，不妨再分析一個個案——德國著名作家、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對自己的無情剖解。2006年8月12日，德國《法蘭克福彙報》對年屆80的君特·格拉斯進行了一次采訪，話題是其即將正式出版的一部名為《剝洋蔥》（Beim Hautender Zwiebel）的自傳體回憶錄。不想格拉斯在問答對話中竟自爆猛料，首次道出一個隱瞞了60多年的秘密：他16歲曾加入臭名昭著的德國法西斯精銳之師黨衛軍。此言一出，立刻在德國文化、新聞、出版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二戰”結束後，德國政府和人民一直通過追悔罪責和行善積德來消除納粹的影響，擺脫曆史的陰影，格拉斯恰恰就是其中功名顯赫的重要成員。他不僅通過文學藝術創作來教育大眾，還時常利用自己的聲望涉足政壇，聲張正義，影響輿論，因而在德國上至官府下至庶民中，享有“民族的良心”和“道德法庭”的崇高美譽。1985年德國總理科爾陪同美國總統裏根參觀比特堡的德國士兵公墓（該墓地埋葬著49具武裝黨衛軍），當時此舉招致國際性的批評，格拉斯正是其中一個比較激烈的批評者。也正因為如此，他如今的自白才讓德國社會難以接受，這位當代德國文學的形象代言人，將自己置於道德法庭之上，麵對公眾的質問。“剝洋蔥”的風波爆發以後，便有德國媒體嘲諷道，格拉斯本人也許就是墓地中的第50個黨衛軍。亦如德國文化部長貝爾恩德·諾伊曼所言，格拉斯一向將自己視為道德法庭，這下是咎由自取。而波蘭前總統瓦文薩則要求格拉斯放棄《鐵皮鼓》小說背景地波蘭但澤市的榮譽市民身份，接著，德國最大的猶太人組織譴責格拉斯承認得太晚，甚至有人要求他放棄諾貝爾獎……
但也有相反的聲音。
如身為猶太人的德國作家拉爾夫·喬達卻認為格拉斯現在認錯並不算遲，很多人到80歲或85歲才向別人透露過往的錯誤。“作為作家，也作為道德準繩，格拉斯在我眼裏仍然是位英雄。”“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這一點是不會因為別人在其身上發現的一點瑕疵而被推翻的。”格拉斯的同行，約翰·艾爾文與薩爾曼·拉什迪紛紛如是說。在生命的垂暮之年，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催逼之下，他敞開了自己充滿恥辱感的心扉，這為他“引火燒身”，引發尖銳的批評與攻擊，但這不會辱沒他的人格之光芒，更不會辱沒他在世界文學史與精神史上的崇高地位。德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學者瓦爾特·延斯說，“一名寫作大師稍稍停頓，進行思索：生命的長河中忘卻了什麼？格拉斯這樣做了，並因此贏得我的尊敬。”實際上，值得尊敬的遠不止這種敢做敢當的勇敢行為，而是為什麼這樣做的理由。敢於“剝洋蔥”，源於對“洋蔥”複雜結構的深刻認識。在一篇文章中，格拉斯勇敢地剖解了德國思想界的現狀，他說：“自由和民主，統統不是我們德國人爭取來的，而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或者說，是一種‘被贈予的自由’（Donated Freedom）。”他追問道，現在的德國，一下子冒出來那麼多當年的反法西斯鬥士，好像這種解放他們也功莫大焉。但是我們要問一問，如果本國的抵抗力量如此強大，希特勒的意誌何以還能暢行無阻？“家醜一洗了之（Dirty linen was quickly washed clean），”格拉斯寫道，“人們很快變得清清白白。造假者忙於趕製新的說辭，並大力傳播。無條件的投降變成了‘崩潰’。”眾多當年助紂為虐者的國社黨員，則搖身一變，繼續在政界、商界和學術教育界呼風喚雨。德國人的集體罪行，則被表述為某個獨夫“以德國人民的名義所犯的不義之舉”。而他自己的經曆，也是這“集體罪行”的組成部分；“剝洋蔥”，當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這麼多年來的沉默是我寫作本書的原因之一。這事必須講出來，終於講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