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議會推動“慰安婦”問題決議案的“主角”麥克·本田眾議員，近日被發現曾大量接受中國反日團體“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活動家的捐款，其聲討和指責日本的行為也與該團體的活動方針“不謀而合”。“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對外公開的說法是1994年由海外華僑和華裔居民創建，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州。但實際上，這個聯合會經常以與中國國內的公開組織共同主辦的形式在中國頻繁舉行批判日本的研討會，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不言而喻。
（載《參考消息》2007年3月16日第8版）
根據“認知失調”理論，當人們的兩個認知因素Y和X，處於第二種情況，即從Y推出的是非X時，當事人就會感到不舒適或緊張，並出現矛盾的言行不一狀態。如3月12日當天就出現了十分矛盾的言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鹽崎恭久向記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會就“慰安婦”問題進行調查和道歉；而在同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新聞界表示，必須對心靈受到創傷的“慰安婦”始終懷有歉意。由於這種緊張更多的是心理認知上的不一致，而非事實邏輯上的不一致。所以，人一旦出現了“認知失調”，就會不由自主地驅使自己去減少這種矛盾，力求恢複或保持認知因素之間的相對平衡和一致性。於是就出現了我們上麵看到的種種表現，在不足20餘天的時間裏，安倍和日本政要在“慰安婦問題”上就出現了先否認，再肯定和道歉，又含糊其辭企圖否認或轉移視線的不穩定心理狀態。
這種種心理表現恰恰證明了“認知失調”理論所說的，要想改變心理“失調”，隻有三種途徑：一是改變或否定原有兩個認知因素中的一個，如否定Y（“慰安婦問題”是曆史事實），或改變X（我們承認這一事實）；二是重新評價兩個認知因素，如說“事實不清，還需要重新調查”；三是增加一個能解釋事物的新理由，如誣陷議案提出者曾被華裔所收買。在近20天日本對待“慰安婦”的多變態度上，這三種途徑都有充分的表現。
總之，如果我們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待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的種種表現，如果我們把這種表現視為十分寶貴的分析民族心理的第一手資料，就多了一種認識問題的視角，也許會有其他收獲。
三二、罪感文化——“剝洋蔥”
與日本的表現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為“二戰”罪人和戰敗國，德國政府卻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氣和徹底的反思精神。1970年12月7日，在締結蘇德條約3個月後，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簽署了波德條約。簽字前，勃蘭特到華沙無名烈士墓前獻了花圈，並在華沙猶太區，在全世界的注視下，當場為1942年被希特勒殘殺的50萬猶太人下跪致哀。這一贖罪姿勢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它不僅化解了這兩個相鄰民族的宿怨，更使全世界人民產生了對勃蘭特本人和全體德國人民的深深敬意。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說過：“從曆史中我們可以看見自己，就好像站在時間中的一點，驚奇地注視著過去和未來。對過去我們看得愈清晰，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就愈多。”除了道歉，德國政府還動員全社會進行深刻反思。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們特別注意“從娃娃抓起”，把戰爭反思深入社會的各個層麵。此外，一些德國思想家和作家還大量地著書立說，全方位揭露納粹的罪惡，反思這個偉大民族所犯的錯誤，而德國的影視工作者更是製作出大量的影視作品，進行全民族的贖罪教育。而在德國人這種種行為背後，是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在起作用。
基督教在德國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在德國政壇上活躍的主要政黨中，以基督教命名的就有兩個，一為“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一為“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都很有影響。1947年，基民盟與基社盟結成姐妹黨，1949～1969年成為執政黨，1982年10月再度執政至今。2005年德國大選，基社盟與基民盟一起和施羅德所在的社會民主黨（社民黨）共同組建了聯合政府。對於基督教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在上帝麵前認罪和懺悔，並因此獲得心靈的自我解脫。這是由基督教的精神根基——“原罪說”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