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感造就了日本人極端的自尊心，使他們對外來的嘲笑和批評極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評也會被認為是對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兩種選擇：要麼是化嘲笑為動力，不斷自我完善，以此來消除外來的嘲弄；要麼是在怨恨裏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現就是自殺，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徑：一個是直接報複嘲笑他的人，為自己正名；一個是通過折磨第三者來發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社會競尚複仇的風氣，如武士間盛行的報仇之風；後者的表現如在日本中學裏，高年級的學生經常欺侮低年級的學生，在軍隊裏則是上級侮辱老兵，而老兵則想方設法侮辱新兵。無論老兵還是新兵都屬於日本軍隊中的“弱勢群體”，都受過不同程度的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氣發泄在更為“低級的”對象上。於是每個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複雜組合性格，這種性格為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提供了土壤。對其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壞正是對他們那極易受傷的自尊心的補償，平日在道德社會無形的壓力下產生的恥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滌。
“恥感文化”所造就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表現為：極其強烈的自尊心，對外來批評極為敏感，視批評為對其人格的侮辱，拒不認錯，普遍缺乏對自己行為的反思。小泉等反複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教育部門修改教科書事件，日本文學界對戰爭反思的集體失語，安倍內閣在“慰安婦”問題上出爾反爾的態度，日本全民族對待戰爭罪行的曖昧態度，都是這種心理的外在表現形式。
反觀日本，其朝野上下，能達到戰後德國“集體反思”、“全民懺悔”這種思想認識高度的人，幾乎沒有。對於曆史問題這個辛辣刺眼的“洋蔥”，他們不僅缺乏“剝”的勇氣和精神，還極力模糊、掩蓋，甚至否認這個“洋蔥”曾經存在。1月21日，日本媒體《產經新聞》刊登“獨家”新聞稱：“為了對抗美國拍攝的《南京》，以及中美英等國以美籍華人女作家張純如所著《南京大屠殺》為腳本聯合拍攝的其他相關影片，日本保守勢力準備製作一部名為《南京的真實》的紀錄片，借以表明‘南京大屠殺是有政治陰謀的憑空捏造’。”《產經新聞》援引日本衛星電視台“日本文化櫻花頻道”社長、電影導演水島的話宣稱：“把根本不存在的南京大屠殺作為真實曆史，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這位導演還很“愛國”地稱：“如果對此置之不理，就會導致日本的國際形象惡化。”令人感到可笑的是，這名妄圖歪曲曆史的右翼分子大言不慚地表示，他“希望由此開創糾正錯誤曆史認識的道路”。據報道，該紀錄片製作委員會在1月24日成立，水島呼籲各方進行“資金援助”。
新華社2007年3月16日專電，美國駐日本大使托馬斯·希弗說，希望日本不要試圖修改“河野談話”。希弗說：“我認為，日本的盟友都希望日本不要從‘河野談話’的立場後退。不論試圖以任何形式修改這一談話，這看來已沒有什麼意義。”他表示，大量婦女當年被迫充當“慰安婦”的事實非常清楚，“慰安婦”幸存者已提供大量證據表明，她們當時被日軍綁架後慘遭性奴役。希弗說：“我認為她們是被強迫的，這意味著她們被日本士兵強奸。事實本身說明了一切。”日本政府在16日上午舉行的內閣會議上，就“河野談話”製定了一份答辯書，辯稱“從政府發現的資料中找不到有關軍方或官方曾進行所謂強征（慰安婦）的直接記述”。這份答辯書是對社民黨眾議院議員元清美就慰安婦問題所提書麵質詢所作的答複。（《今晚報》國際新聞，2007年3月17日第4版）